【编者按】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对无止尽经济增长的迷信。在《另类享乐主义》一书中，哲学家凯特索珀急切地吁求一种可以令社会繁荣与无止尽经济增长脱钩的美好生活新愿景。她呼吁重新聚焦和审视“存在的快乐”。这种快乐不是通过消费来促成群体幸福，而是通过创造一种未来，不仅让人们拥有更多空闲时间，以不那么常规且更具创造性的方式使用这些时间，而且让人们以更充实的方式工作和生存。本文摘自《另类享乐主义》何啸锋 / 王艳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版，澎湃新闻经江苏人民出版社授权刊发。
我想说的是，未来可能出现的工作稀缺——虽然许多人无疑认为它是迫在眉睫的重大危机——或许更应该被视为一次机会，我们可能姗姗来迟地抓住这次机会，用更轻松的生活方式取代以工作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虽然这个建议今天听起来是乌托邦的，但是20世纪早期以来，工业生产将带来“闲暇时代”的想法即使在主流圈子中也是流行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0年的《我们孙儿辈的经济可能性》中预测，到2030年我们一周只工作15个小时。凯恩斯认为，稀缺问题届时将迎刃而解，人们可以转而解决更深的问题，比如“怎样利用自己的自由却不触犯经济利益，怎样填充科学和福利为它赢得的空闲以获得明智、舒适和美好”。因此，在凯恩斯看来，后工作社会显然是一个晚熟儿（late developer）。新近的经济学家朱丽叶朔尔（Juliet Schor）在1991年的作品《过劳的美国人》中，最为戏剧性地描绘了凯恩斯写下那篇文章后潜在自由时间的消亡：
1945年以来，只有5年生产力不曾提高。美国工人的生产力水平不止翻了一倍。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用1948年一半时间，就可以生产出1948年的生活水平（以市场上的商品和服务来衡量）。我们事实上可以一天工作四小时。或者我们可以一年工作六个月。或者，美国每个工人可以干一年休一年——而且是带薪休假。虽然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是，这不过是对于生产力提高的简单计算。
事实上，美国的实际情况是（就像在别的地方一样，关于这个议题的任何政治选择都被经济的指令所排除），自由时间从1973年以来减少了近40%。虽然1990年的美国人平均拥有和消费的商品是1948年的两倍多，但他们的闲暇时间也大大减少。我们不妨猜测一下，朔尔做计算后的这30年释放了多少自由时间，以及多少时间被用来生产消费品（虽然我们确实知道，十分之一的美国家庭租赁储物空间来摆放多余的杂物）。
我们错失了这次机会，是有原因的：希望继续从“墨守成规”中获利的行业领袖的权力；未来可能没有工作日程表、（在某些工作中）没有雇佣劳动（paid employment）的目的感的工人们的恐惧；单个员工担忧减少工作时间是否会导致收入损失的问题；整个社会担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支撑一个工作减少的社会的问题。而且人们普遍怀疑凯恩斯所说的相对来说未被探索的“更深的问题”：我们如何最明智地、愉悦地利用这些时间?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目前左派当中基本有两种对立的回答：一种是技术乌托邦主义，一种是另类享乐主义（Alternative Hedonism）。它们的本质差异在于，技术乌托邦主义者相信数字技术和自动化能够消除与几乎所有形式的照护和供给的工作有关的苦差事，而且能够提供大量我们正在消费的商品。虽然他们提出的后工作未来被视为（由于智能能源）更加绿色和（由于机器人和无人机帮我们干了大部分事）更加闲暇，但是它本质上依然是消费主义的，因为它的大部分快感是与机器和高科技设备的可得性和使用有关。
与其相反，另类享乐主义不希望彻底废除人类承担的工作。即使这种废除是可能的，它也是不可取的。我同意安德烈高兹的观点，一个力求让劳动更令人满意、更轻松的社会，依然需要大量他律的工作（满足社会和社区需求的工作，它的组织方式或许不会给予工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或提供太多的内在满足）。另类享乐主义者当然赞赏自动化和绿色技术在增加自由时间方面的作用，但是他们没必要认为，家务和照护工作——打理一幢房子，尤其是照顾孩子和身体不好的人——只是浪费时间，可以的话不如交给自动化系统。在讨论能否用机器取代人类的“照护工作……包括抚养儿童”时，尼克斯尔尼塞克和亚历克斯威廉姆斯承认，我们赋予这些工作“道德地位”，而且“许多人认为它们必须由人类承担”。但是，他们闭口不谈我们可能从这些角色中获得的满足，以及被照顾者的体验和需求。对于后一点，彼得弗拉塞（Peter Frase）——他同样质问，“一些更复杂的情感层面的照护”是否必须由人类来提供——持更加乐观的看法。他认为，毕竟许多人喜欢猫猫狗狗，“如果人们从没有感觉的动物身上获得情感安慰，为什么不从机器人身上获得呢……机器人护士或许比过劳的、烦躁的人类护士更能安慰人”。遵循另类享乐主义道路的后工作社会很难接受这种逻辑。它不是试图废除照护的工作，而是给这类工作应有的尊严，确保照护者自己也得到照护和支持，而不是像今天这样常常被孤立和伤害。
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导致我们依赖于市场供应的商品和服务（无论是用于满足日常需求，还是用于娱乐）。另类享乐主义的观点质疑这种无处不在的商品化的可取性，而且提倡一种允许更多的自给自足和自主活动的生活方式。在思想层面上，它的目的是，用一种以没有经济目的、衡量标准、具体成果的具有内在价值的活动为中心的思想，取代以工作为中心的对繁荣和个体价值的理解。从这个角度来看，更多的空闲时间有多重好处，这些好处很少要依赖机器人。反过来，一旦摆脱了工作世界的恶劣束缚，人们就会乐于（单独或与朋友和亲戚一起）为自己做事，而且发现园艺、烹饪、缝纫、修补，甚至打扫这些日常活动更有价值。大卫弗拉伊内（David Frayne）对自愿拒绝工作的人的反应的研究说明，情况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我们不妨引用他所采访的一位辞掉旧工作、靠很少的钱生活的人：
对我来说，这种感觉完全是无拘无束。我认为我拥有了更多，只不过拥有的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我跟伦敦的朋友聊天时，他们都精疲力尽，没日没夜地工作，没时间打电话聊天。我心里想，天呐，你懂的，这简直是自我厌恶和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
弗拉伊内如此总结他在这些采访者身上的发现：
在反抗资本主义不断灌输的对自己财产的羞耻和不满的过程中，他们为自己有能力树立自己对快乐、美丽、充足、幸福的观念而感到自豪。他们正在反思福祉与商品消费的关系，并在培养过去不曾发现的自力更生能力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种新的掌控感和扎根于世界的感觉。虽然我们不能盲目地忽视许多人实际上无法逃到更慢的生活节奏中，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无法维生，但是，我们同样不能仓促地认为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是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的固定标准。
质疑对时间用途和生活目标的工具性理解，就是追随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与其他提倡游戏的示范性的人。游戏的专注和结果的不确定性，有一种特殊的快感。通过把更多时间“浪费”在“无意义”游戏活动上，而不是“投资”在工具性工作活动上，这种满足背离了我们时代的商品化逻辑，走向了马克思“稚气的古代世界”的“更崇高的”立场。当人们把游戏否定为与现实世界的有用工作相对的稚气活动时，这种对比属于一种成人的观念，它被投射到儿童游戏上，但与游戏格格不入。儿童之所以陶醉在玩耍之中，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只不过是”游戏。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乔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等作家所认为的，儿童达到了成人往往忽视的智慧——这种忽视的部分原因是工作主导了生活。弗拉伊内的一个研究对象指出，对个人的自我和时间的非工具性理解可能是什么样的：
最近我告诉别人我失业了，他们通常会生气，但不总是对我生气。他们会说，“噢，你的遭遇真可怕”。我通常认为，并不是，我很高兴。虽然从金钱上说这是挺可怕的，但是我每天做着喜欢的事。如果钱不用愁，也没人（就业中心）逼我找工作，我简直太喜欢这样了。
另类享乐主义者强调自由时间是自给自足和随之而来的自我发展的资源，与此相反，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强调网络信息社会通过协作生产和丰富物产所带来的事物。按照里夫金的解读：
在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这个21世纪智能基础设施中，通信互联网将与逐渐成熟的能源互联网和物流互联网融合，造就第三次工业革命。物联网已经大幅提高了生产率，使很多商品或服务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商品或服务也几乎免费。其结果是企业利润开始枯竭，所有权概念淡化，经济稀缺逐渐让步于经济过剩。
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以类似的方式设想了自动化的作用：
我们的诉求是——种完全自动化的经济。利用最新的技术发展，这样的经济的目的是把人类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同时产生越来越多的财富。
网络化社会使得大量廉价地生产商品和信息成为可能，这是无可争议的。高兹在称赞这一特定发展时所称的“高科技工匠”（他们在新的基于互联网的自由软件和自由网络社区中协作）的出现，也是无可争议的：
按照专门的等级制任务的劳动分工实际上被废除了，生产者将生产资料据为已有和自我管理的障碍也被废除了。工人与其物化的工作之间的分离——物化的工作与其产品之间的分离——实际上被废除了，生产资料有可能被占有和集中起来。
梅森同样认识到新技术的反资本主义潜力，即“侵蚀产权，破坏工资、工作、利润之间的旧关系”，但他也注意到新技术将由此面临的反对意见。他写道，在目前的体制下，“信息资本家”将通过在软件中引入错误以防止拷贝，通过“在法律上禁止拷贝某些类型的信息”，从而试图遏制和阻碍这种潜力。在梅森看来，如今，“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是，自由、丰富的社会生产商品的可能性与垄断企业、银行、政府维持对权力和信息的控制的努力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网络和等级制的斗争压倒一切”。
我们可以赞同“网络”比“等级制”更可取。但是，认为“丰富的商品”的可取性是不言而喻的，这种观点则更具争议。关于人工智能对人类主体性和文化的积极影响的相关主张，从另类享乐主义的角度看也是有问题的。梅森对每一种形式的数字创新都表现出无限的热情。他写道，作为一个活在新技术浪潮中的成年人，“已经足够令人振奋了。现在更令人振奋的是看着孩子得到他们的第一部智能手机，发现蓝牙、GPS、3G、WiFi、流媒体视频这一切，仿佛这些东西一直存在着”。免费的、可共享的、可拷贝的数字信息，将创造“新的历史变革的主体”，其形式是受过教育和普遍互联的人类：“一旦拥有基础教育和智能手机，任何咖啡师、行政人员、司法临时雇员，只要他愿意，都可以成为一个受到全面教育的人。”
这种“受到全面教育的人”的构想，与梅森等作者强调的布唐所谓的“大脑的创造性活动与活跃网络中调动的计算机的共同运作”有关。梅森和里夫金暗示，软件、计算机、网络在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堪比它们在教育、休闲和文化中的核心作用；适用于工作的规范将适用于生活的其他部分（当然，今天的情况越来越是如此）。网络化“创造活动”的巨大生产潜力已经有目共睹。但是，大脑和计算机不断密切的联系，肯定需要更加微妙，更加两全其美的评估。不过，哪怕再复杂的信息，都不同于知识或智能。在线获取和分享信息，也不同于通过经验获得知识技能或实践知识，或亲自向专家从业者学习。在为每个英国学生提供电脑的同时，政府对音乐教育的资助却在减少。我们一定不能混淆这些不同种类的知识和参与的用途、乐趣和回报。在离线状态下，我们以更慢速度在不容易分心的状态下获得的思想和文化知识，在庞大的新的数据浪潮上线之后面临着灭绝的威胁。一旦我们把访问速度和易理解性放在首位，那么，语言的微妙性、讽刺潜力和丰富的内涵（它们需要持续和仔细的关注才能领会）就岌岌可危了。这种情况对文学和哲学写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对于作为谨慎辩论（包括政治辩论）手段的语言的损害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密切相关。
我们近来看到，虽然数据可以是免费的，但是它不一定是准确的或非常自由的，它现在轻易的可复制性不能保证它不被反乌托邦（dystopia）和政治操纵利用。即使在社交媒体更诚实和民主地运作的地方，声音的多样性和多重性也会损害政治团结的形成，使其更难在政策或战略上达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或许更重要的，并且倡导数字乌托邦的人几乎没注意到的因素是，花太多时间盯着屏幕看的危害：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所鼓励的消费主义、被动性、自我中心以及对感官和物质世界的无视。虽然数字技术无疑是吸引人的，但它不一定有利于我们。声称“5-16岁的儿童平均每天在屏幕上花6.5小时，而1995年约为3小时”的一份近期报告（2015年）——屏幕包括电视、个人电脑、手机和游戏机——肯定是令人担忧而非高兴的证据。另类享乐主义者会说，真正丰富儿童生活并为将来有意义的社会和个人生活提供资源的，是儿童的想象力和概念世界的发展，这最好通过阅读和交谈（尤其是与不沉浸在屏幕中的成年人的交谈），以及大量户外活动来提供。最不利于成长的，就是成为室内的屏幕观看者，独来独往，无人问津，被不断增长的广告流轰炸，只对电子游戏感到兴奋。
不过，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很可能认为，这些批评和反对陷入了他们所谓的“狭隘的”陈旧人类主义之中。他们所看重的是超越过时的本质主义的“人类”概念，从而实现当前赛博格强化、人造生命、合成生物学、辅助生殖技术所承诺的“合成自由”。与这种观点相一致的，是他们对照护工作和儿童抚养的“道德地位”、人类的情感和偏好（这可能是抵制机器人照护者的原因）的严肃关注的缺乏。同样的，在支持家庭广泛利用自动化时（“打扫房屋和叠衣服之类的家务……可以委托给机器”），他们没有认识到（或者他们认为这是狭隘的人类主义观点）所谓的“环境脱节”，以及家务外包给别人（无论是机器人还是人类）导致的真正的家庭感的丧失。因此（用高兹的话说）
住宅的空间组织，熟悉物品的性质、形式和摆放，不得不遵循服务人员或机器人的日常关注，就像在酒店、军营和寄宿学校那样。你的直接环境不再属于你，就像配有司机的汽车更多属于司机而不是车主。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没有意识到有偿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种对时间的盗窃，人们本来可以用这些时间摆脱便利行业的供给，为自己做一些更感兴趣和令人愉悦的事情。大卫弗拉伊内对此评论道，以下现象是很奇怪的：
鉴于雇佣的现实是一种严重依赖的情况，有偿工作居然代表了一种成熟和独立的象征。我说的不仅是工资关系所固有的依赖，而且是对商业产品和服务的依赖，在工作耗尽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之后，这些商品和服务成为满足需求的唯一方式。“对工作的拒绝”这一项目中的人们有助于我们考虑这一问题：如果我们可能减少工作，有更多自由时间，那么，传统上通过私人和昂贵的消费形式来满足的需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
弗拉伊内的研究的参与者所欢迎的另类享乐，几乎没有出现在上文回顾的技术驱动的后资本主义的论述中，这些论述都符合现有的关于消费者想要什么以及为何想要的规范。这些论述认为“富足”就是更平等和更经济地提供更多的现有生活方式，并且与技术共同确保环境友好、对用户更便宜的行为方式，而不是把“富足”重新想象为有可能在住房、交通和农业等领域实现更绿色、更欢聚（convivial）、更周到的供给。
……
技术乌托邦主义者的倾向是既欢迎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同时又接受其生活方式的遗产，仿佛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挑战的遗产。另类享乐主义认为工作的减少既是满足生态极限的必要条件，也是摆脱工作驱动的消费文化的机会，而技术乌托邦主义者专注于克服环境障碍的技术手段，以便我们可以维持“西方的”富裕。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似乎认可关于“美好生活”的许多主流叙事。
此外，他们关于基于互联网的富足经济的生态良性资源的论述，并不令人信服。《卫报》最近的一篇报道，汇总了关于人工智能领域目前和未来可能的能耗的几项国际研究的结论。随着外围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上网，随着“物联网”、无人驾驶汽车、机器人和视频监控机器在核心国家呈指数级增长，能耗预计五年后是现在的三倍。按照目前趋势，2020年可能有204亿台互联网设备投入使用。计划在爱尔兰戈尔韦郡的阿森赖建立的苹果数据中心，预计最终将使用300兆瓦电力：这是爱尔兰全国装机量的8%，超过了整个都柏林的日用电量。没有风的时候，数据中心会使用备用的“144台大型柴油发电机”。同样是2020年，预计信息和通信技术业将创造高达 3.5%的全球排放量——超过航空业和运输业——2040年将达到14%（大约等于美国目前的比例）。信息乌托邦（informatics utopia）的辩护者把他们关于未来的主张建立在节能技术的巨大改进与可再生能源的整体置换的基础上，而且在最好的情况下，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改进可能会发生。但是从目前的趋势看，这种辩护是一厢情愿的。我们还要补充一点，这种辩护似乎毫不关心出口到穷国的堆积如山的电子垃圾的影响。因为曾经回收约70%电子垃圾的中国现在拒绝接收更多垃圾，所以，光是欧盟就有约5000万吨的电子垃圾涌入东南亚，被在危险的、往往半合法的“打捞资本主义”条件下勉强度日的那些人拆卸和回收。在美国，自从中国的禁令生效后，越来越多的可回收垃圾被焚烧，代价往往是住在焚化炉附近的贫困社区的健康。我们只能猜想，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可能提出什么方法阻止这种有毒废物的大规模增长。当然，有人会说，相信我们的消费态度的文化革命会带来更环保的未来，这同样是一厢情愿的。但是，这种革命至少在人类的能力范围内，不依赖于可能有效的——更可能无效的——技术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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