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苦很善良”的《苦尽柑来》，超越东亚苦情叙事了吗？

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 王鹏凯 记者 张友发

界面新闻编辑 | 张友发

边哭边打五星，看哭千万网友，催泪神作，比《请回答1988》还好哭，近期这些在各平台流传的标题和词条，基本上都在讨论韩剧《苦尽柑来遇见你》（下文简称《苦尽柑来》）。

在“好哭”标签下，这部由Netflix制作播出的韩剧最近席卷了全球，而在中国国内，目前在豆瓣已有超过10万人标记看过，并打出9.5分，成为《请回答1988》之后的又一部现象级高分韩剧。这部剧集以上世纪后半叶的韩国济州岛为时空背景，讲述了女主角吴爱纯一家在跨越70年的岁月里充满挫折和韧性的生活史。

剧如其名，《苦尽柑来》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苦”。故事开篇很直观地展现了年幼吴爱纯的艰苦处境：父亲早逝，母亲改嫁，生活在奶奶家饱受排挤。身为济州岛海女的母亲长年下水劳作染上重病，只活到29岁。此后，爱纯在上学之余承担农务，抚养弟弟妹妹，几年后继父再娶，爱纯四处投奔亲人，却屡屡碰壁。

度过悲情的童年后，爱纯与青梅竹马的梁宽植私奔未果后被学校开除，上大学改变命运的愿望破灭。与宽植结婚后，一家人持续在贫困中挣扎，一度交不起房租、无米做饭，还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小儿子。到了晚年，操劳一生的宽植还是由于癌症离世。

剧集中，每当爱纯遭遇不幸，往往都会下一场大雨，像是天上的母亲光礼在痛苦地流泪。而在现实的社交媒体中，观众们的一个共同体验同样是“哭”，故事中或悲惨或感人的情节让人频频落泪，甚至有观众发出眼睛哭肿的照片，这在戏里戏外构成了一种观看的联结。

随着短视频的流行，“好哭”作为一种浓烈的情绪标签被影视营销所广泛征用，类似的观看体验在近几年越来越被强调。关于悲伤，戴锦华曾引述《互联网时代的爱情》中的观点，谈到悲伤是可以宣泄、消弭或治愈，但我们的时代拒绝悲伤，否认其存在，因为在网络、在游戏、在娱乐、在虚拟真实中，很容易找到替代性。

与对蕴含于家庭或社会层面的悲伤的拒绝相比，观众似乎并不反感文化产品中的苦难情节，甚至可能还钟爱有加，在拒绝悲伤和拥抱苦情之间，究竟观众所为之痛哭的是什么？

同一个东亚，同一种苦难

《苦尽柑来》的故事让很多人联想到小说《活着》，同在东亚社会，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展现了相似的品质：吃了足够多的苦，但仍保持善良。

与《活着》的主角福贵和家珍在一连串的历史苦难中坚守善良的传统道德相似，在《苦尽柑来》中，爱纯儿时心疼为搜寻鲍鱼在海里憋气太久的母亲，写下题为《笨鲍鱼》的诗，想每天赚100韩元让母亲能够休息；成家后，发誓不要做保姆的爱纯主动承担起操持家务、抚养子女的责任，如后母所说：“你不是生来就要做保姆，而是有颗照顾别人的心。”

丈夫宽植更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形象，在爱纯失去母亲、无家可归时，宽植自始至终守在她身边提供各种支持，甚至不惜对抗自己的家庭；成家后，宽植吃苦耐劳、甘愿牺牲，直到因病离世前，还在考虑提前把储物架最上层的东西拿下来，以防爱纯够不着。如剧中人物所说：“活着真的很苦，幸好还有一点爱。”在漫长的岁月里，爱纯和宽植凭借乐观与韧性度过了一次次厄运。

在《重读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许子东将《活着》的写作特点总结为“很苦很善良”——多厄运、少恶人，多美德、少英雄。具体而言，这些人物往往都是道德完美，善良无瑕，厄运不断，仍然心灵美。

在许子东看来，这种策略受到读者欢迎是因为“很苦”是记忆积累，又是宣泄需求。“很善良”是道德信念，又是安全策略。他认为在1980年代以后的文学中（甚至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苦难”是个取之不尽的故事源泉，“善良” 也是作家、读者和体制“用之不竭”的道德共享空间。

而《苦尽柑来》的成功证明，这一论述可以超出文学之外，在整个东亚的影视作品中适用。在这部韩剧中，故事源泉不再是此前偶像剧中的绝症、车祸与失忆，而是济州岛海女及其后代的“苦难”，而主角的“善良”置于性别与生存难题之中，也更容易为剧集生产者与观众制造一处道德共享空间。

类似的创作思路在中国影视史上也可以看到，从早期的《妈妈再爱我一次》《星星知我心》，到上世纪末风靡全国的《渴望》，再到更近的《你好李焕英》《我的姐姐》，苦情元素一直都是打动观众的重要形式。

在早期影视作品的苦情戏码中，角色往往流于脸谱化，亲情和爱情则在苦难中成为“善良”的表达出口。查建英曾在《中国波普》一书中引述《渴望》编剧之一王朔的说法：“我们无非是使劲儿摧残戏里的角色，让所有人吃尽苦头。我们让好人好到家，又倒霉到家，让坏人也坏到家，这样就容易让观众同情，就有戏。”

西蒙菲沙大学人文学系教授孔书玉对当代中国苦情戏的发展脉络有过系统梳理，她认为，尽管故事被高度情节化，但苦情戏仍然与社会现实密切关联，并制造了一种“情感写实主义”，让观众产生共情并留下眼泪。

这点在《渴望》中表现的十分明显，主角的不幸遭遇往往和改革开放前后社会的急剧变化相关，而《苦尽柑来》里，创作者同样试图征调当时韩国社会社会变迁的种种元素，来唤起本土观众的共情。

正如孔书玉指出的，苦情戏背后的社会动力是制作者试图通过唤起观众的情感经验来调节转型时期的社会情绪，这可以被视为儒家观念对“苦”的政治应用：苦情的表现隐喻着父权社会在政治理想与情感挫败之间的挣扎。

苦难叙事不只是“很苦很善良”

不过时至今日，我们可以从此类故事中看到新的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苦难叙事中性别视角的转换。

过往的许多苦情作品中，主角往往是男性，故事围绕男性在社会中的遭遇展开。苦情剧往往也是时代剧，时代局限的一粒灰成为落在个体身上的一座山，不论是政治运动还是家庭离散，时代的苦往往就是男性的苦，而女性只是沉默地承受苦难。即使女性成为叙事主体，也容易固定为苦难中的母爱叙事。

例如在《活着》中，由于经济拮据，为了省钱让儿子读书，福贵跟家珍决定将女儿凤霞送人，这种牺牲在故事里是常态；在困难时期，家珍病倒了仍要去挣公分，去娘家求救，最后摔倒起不来，福贵说：“家珍算是硬的，到了那种时候也不叫一声苦。”

《苦尽柑来》虽然同样有时代剧特征，但改变了这类作品长期以来男性中心的苦难叙事，并试图指出女性在历史中不可见的处境：即使在困难时期，女性仍然是更苦、更容易被牺牲的。剧集揭示了社会中长期存在的性别结构与不公，例如爱纯在奶奶家被要求去工厂做工，用赚来的钱给家里的长孙还债；爱纯婆家吃饭时女人和小孩坐在单独一桌，吃着少得可怜的豌豆；丧母、退学的爱纯被认为只能嫁给二婚男人，给他做免费保姆。

不同于简单地诉说苦难，《苦尽柑来》还展现了女性在苦难中的进步主义想象。从做海女的外婆全光礼，到奔波于家庭和渔村之间的妈妈爱纯，再到考上首尔大学的女儿金明，故事完整呈现了三代女性的彼此托举。

从光礼开始，她一直在告诉爱纯，不要做海女，也不要成为男人的“免费女佣”，要去上学，为自己而活，尽管在现实的生存压力下，爱纯没能实现妈妈的期待，但她用自己的努力托举起女儿金明，当婆家想要让金明去做海女时，她愤怒地掀翻祭桌，带女儿离开婆家，日后又卖掉房子供金明留学。如台词所说：“外婆在海里游，妈妈在地上跑，女儿才能在天上飞。”

男性角色也在变化。剧中爱纯的丈夫宽植是传统社会中的一个非典型男性形象，他以一种几乎毫无杂质的忠诚对待爱纯，当爱纯被家人诘难时，他愤怒地与自己的妈妈和奶奶翻脸；他在吃饭时将豌豆夹给女儿，宣布自己以后要坐女人和小孩这桌；儿时的爱纯在岸边跟海女们聊天，说自己长大以后要做女总统，这时她身旁的宽植说，他想做“第一先生”。这不只是性别与权力关系的倒置，更承载了当代人对男性气质的新诠释。

有媒体指出，《苦尽柑来》相比不少国产剧的进步之处就在于将女性权益的争取建构在历史脉络之中，而不是如国产剧一样在真空之中忽然完成。在此前的《当“中女”看到韩女”》中，界面文化曾经谈到，由于共享相似的东亚文化语境，中女更容易看到在韩女文学中被书写的韩国女性困境，又在韩女的抗争中看到一种对于女性未来的想象，《苦尽柑来》对于韩女困境与互相托举的设计，也因此被中国观众看到，从而哭着打出五星。

这或许就是《苦尽柑来》的突破。在遵循苦难作为故事源泉，善良提供道德共享空间的技法后，《苦尽柑来》关于女性成长与困境的编年史写法，又建构了一处新的进步主义与女性主义的言说空间。换言之，它不只是很苦很善良，还试图指出“苦”背后的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并让人们相信“苦尽”会有“柑来”。



生活残酷，但人们依然相信且乐观

苦尽甘来，这不仅是东亚社会长久以来坚信的道德哲学观念，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从剧集标题的设计即可窥见。

原始的韩文标题是济州岛方言中的常用短语，直译为“辛苦了”，在制作中，Netflix借鉴了知名英文短语“When life gives you lemons, make lemonade”（当生活给你柠檬，就做柠檬水），将英文标题改为“When Life Gives You Tangerines”（当生活给你柑橘）——柑橘是济州岛象征性的出口作物，占到全国99.8%。中文标题“苦尽柑来”也是改编自这一译名，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剧集希望传递的主题与观念：生活很苦，但要保持乐观坚强，去泡一杯甜蜜的柑橘茶。

这种观念影响着观众的观看行为，过去流传着一种说法：生活越苦，越爱看苦情剧。在《残酷的乐观主义》一书中，美国文化理论家劳伦贝兰特（Lauren Bertlant）指出了当代人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近乎残酷的依恋：人们被维系建构生活的日常弄得疲惫不堪，尤其是穷人和边缘人群，生活是单一的，人们会犯错误，反复无常，残酷而善良，而意外有时也会发生，人们的幻想和共同期待的美好生活正在被消耗磨损，即便如此，人们仍然对这样的关系如此眷恋。

在贝兰特看来，这种依恋的残酷之处恰恰在于，当今社会维系和再造生活的劳作，正是对生活本身的消耗，换言之，正是人们所期望的对象本身造成了这些失落。

在《苦尽柑来》中，儿时的爱纯无比憧憬心中的美好生活，她喜爱文学，是济州岛出名的少女诗人，她想上大学，总说自己以后要去首尔，嫁到很好的人家。为此，她试图抓住生活给予的每一个承诺，母亲离世后，她相信了继父的承诺，留在家中抚养弟弟妹妹，只为继父出钱供她上学；被退学后，她一度相信二婚男人让自己上学的承诺，但最后得知对方只是想要一个免费保姆；成家后，她放弃了这一心愿，转而希望能由女儿替自己完成。

贝兰特指出了一种“忍耐的技术”，即当代人常常通过一种“以后”的概念悬置对此刻的残酷性的质问，这意味着仍然相信他们习以为常的依恋系统，保持在一种互惠、和解或顺从的关系中，这可能伴随着麻木。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期待和承诺？



在《苦尽柑来》以及一系列相似故事中，这个承诺可以被概括为“善有善报”，像爱纯和宽植这样善良、勇敢又充满韧性的人，理应值得拥有美好的生活，即使只是一部分，即使会付出很多痛苦。屏幕前的观众何尝不是如此呢？从这个维度来看，《苦尽柑来》仍然符合了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用善良与乐观，为苦难与悲伤找到了消解方式。

因此，《苦尽柑来》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某种程度上就在于影片仍然替我们兑现了这一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