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民众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革命广场庆祝伊以停火。 新华社 发
在被以色列狂轰滥炸了12天之后，伊朗首都德黑兰正在找回往日的喧嚣。
当地时间6月25日，在德黑兰地标之一的“自由塔”（Azadi Tower）下，音乐声取代了过去12天里不断响起的爆炸声。在伊朗著名指挥家纳西尔海达里安的指挥下，来自德黑兰交响乐团的70名音乐家奏响了《祖国的明天》《啊，伊朗》等乐曲，吸引了大批民众观看。
这是德黑兰生活和秩序开始逐渐恢复的信号。据新华社报道，这场免费的音乐会是“为了伊朗”全市系列音乐活动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伊朗民众的生活也在逐步恢复，咖啡馆和餐馆等纷纷重新开业，政府机关、银行等机构的工作时间也在逐步恢复正常。伊朗道路和城市发展部发言人马吉德阿哈万25日发表声明说，伊朗东部空域已重新开放，允许国际过境航班以及从伊朗东部机场起降的国内外航班通航。
在烟火气回归德黑兰之前的12天里，伊朗与以色列之间持续互相打击，美国也“历史性”地对伊朗核设施发动了打击，整个中东地区险些陷入更危险的局面。停火给了民众希望，但人们更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又将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以及国家未来的走向。当地时间6月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荷兰海牙出席北约峰会时表示，尽管以色列和伊朗都“精疲力竭”，但“冲突还会再次爆发。”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孙德刚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指出，虽然目前伊朗和以色列都接受了停火，但目前的停火“不具有可持续性”。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仅没有解决，甚至仇恨还加深了。
约旦侯赛因国王大学媒体与战略研究系政治学教授哈桑阿卜杜拉达杰则对澎湃新闻表示，对伊朗和以色列来说，持续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为政权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为政府制定严格的安全政策提供了理由。这也意味着，对两国而言，持续的战争本身也成为了一种战略工具。”
两位专家也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冲突暂时平息之后，对伊朗而言，更重要的可能是如何推动改革、改善民生，在遭受巨大外力打击后，修补内部的裂痕。
“胜利”叙事难掩双方困境
当地时间6月24日，大批德黑兰民众走上街头举行集会，感谢伊朗武装部队“击退以色列和美国的侵略”。从伊朗媒体报道和社交平台上流传的视频中可见，大批民众聚集在德黑兰革命广场，举着伊朗国旗、烈士肖像、标语牌等，标语牌上手写着“我们将坚持到底”“美国是以色列所有罪行的同谋”“要持久的和平”等标语。集会民众还高呼“不妥协，不投降，与美国战斗”等口号。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24日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表示，经过伊朗人民英勇抵抗，这场由以色列挑起、持续12天的战争宣告结束。同时，他要求各机构从即日起把精力投入到重建工作中。
与此同时，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等地，民众的生活也在恢复正常。当地的商店和餐馆都开门营业，学校等机构也恢复了正常运作，特拉维夫等地的居民纷纷涌向之前被军方封锁的海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3日的视频讲话中宣布以色列取得了对伊朗的“历史性胜利”：“我们已经消除了被核武器毁灭的威胁”。
特朗普则是在宣布“胜利”的同时，在社交平台上与美国媒体展开了“隔空骂战”。事情的起因则是24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媒体援引一份机密情报的初步分析称，美国对伊朗三处核设施的打击并不成功，“仅将伊朗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拖延了3-6个月”。
尽管舆论场沸沸扬扬，但一场持续了12天的战争在进入停火后，所有人都在宣称自己“取得了胜利”，仍不得不说是现代战争史上的一个奇景。无论各方如何粉饰，也难以改变冲突造成了大量伤亡的现实。伊朗国家电视台25日援引伊朗卫生部消息称，6 月13日至6月25日期间，伊朗与以色列的冲突造成至少627人死亡，4870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伊朗革命卫队和武装力量众多高层领导，以及十多位核科学家。
以色列陆军电台24日称，本轮以伊冲突中，伊朗共向以色列发射了500至550枚弹道导弹和1000多架无人机，造成28名以色列人死亡，并使以色列本土数十处设施遭到破坏，数百所房屋严重受损，数百名以色列人因房屋被直接击中而无家可归。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则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的话称，以色列和美国的打击虽然削弱了伊朗的核计划，但并未完全摧毁该计划。乔治华盛顿大学中东研究项目主任西娜阿佐迪对半岛电视台表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胜利”叙事之争仍在继续。
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建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来，以色列就一直是伊朗在中东的“头号敌人”，以色列则一直宣称，伊朗的核计划与导弹计划长期威胁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阿佐迪表示，以色列当然可以宣称“攻击了伊朗的军事基础设施，摧毁了伊朗的高级军事指挥部、部分核设施和其他政府机构。他们还可以声称，伊朗的导弹计划已经被削弱”。但同时，伊朗则“可以通过暗示该地区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该地区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被迫寻求与伊朗人停火来宣称胜利。而且显然，以色列未能实现摧毁伊朗核计划或迫使伊朗屈服的目标”。
孙德刚认为，在某种程度上，12天的冲突将伊朗和以色列过去多年在军事和防务领域的夸大宣传给打破了。他表示，以色列虽然沉重打击了伊朗的防空力量，也对伊朗的核设施发动了袭击，但“最后还是要靠美国”；而伊朗虽然一直强硬地表态要“消灭以色列”，但事实却是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很多“都在叙利亚、伊拉克、约旦等国上空被拦截”。
“如果从伊朗的核设施遭到破坏、核科学家遭到暗杀、以色列得以层层逼近伊朗这个角度来看，以色列当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反过来说，伊朗也对以色列进行了打击、以色列的导弹系统也被伊朗突破，包括海法炼油厂在内的重要设施被破坏，也很难说以色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孙德刚说。
达杰则表示，在本次冲突中，就伊朗方面而言，尽管其言辞不断升级，但它并没有表现出发动战略打击、改变力量平衡的能力。从以色列方面来说，尽管以色列拥有军事和技术优势，但在开展复杂行动（如针对核设施）时，严重依赖美国支持。“可以说伊朗和以色列都没有能力发动一场决定性的打击，最终以有利于他们的方式结束这场冲突。”
“双重标准下”以伊“核博弈”
美东时间6月21日凌晨0：01，美军7架B-2隐形轰炸机携带14枚重达13.6吨的GBU-57“巨型钻地弹”，从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起飞，飞行了18个小时，途中多次加油，它们的目标是伊朗的核设施。
美东时间21日下午5点前，就在这些轰炸机即将神不知鬼不觉潜入伊朗领土之际，一艘位于中东的美国潜艇向伊朗的伊斯法罕核设施发射了20多枚战斧巡航导弹。当B-2轰炸机飞越伊朗上空时，战斗机先发制人地向伊朗防空系统发射了导弹。下午6:40至7:05之间，这些轰炸机向福尔多和纳坦兹核设施投下了14枚巨型钻地弹。
这是1979年以来，美国首次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据新华社报道，当地时间6月25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核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是肯定的，因为这些设施遭到以色列和美国侵略者的多次袭击。但他并未说明是核设施的地面部分还是地下部分遭到破坏。
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同一天，伊朗议会通过法案，暂停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不过这一法案还要经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的审查，并最终由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批准方可生效。半岛电视台称，从伊朗总统和伊朗原子能组织的表态可以看出，“尽管发生了所有这些事情，伊朗的核计划仍将继续。”
伊朗核计划肇事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统治伊朗的巴列维王朝在美国的协助下开始发展自己的核技术与核能力。1968年7月，伊朗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于1970年2月以无核国家身份批准了该条约。此后，伊朗一直宣称自己的核计划是出于和平目的。
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的统治，新建立的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延续了核计划的有关内容，不过，当时的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和他的继任者哈梅内伊都表示，核武器“不符合伊斯兰教义”，宣称伊朗不追求发展核武器。2003年，哈梅内伊发布一项宗教教令，禁止伊朗开发核武器，这项教令“目前仍在发挥作用”。但《纽约时报》称，多年来，伊朗的核计划“已经成为伊朗抵抗西方的象征，也是领导层巩固政权计划的核心”。
达杰表示，伊朗利用其核项目作为谈判筹码，是其向西方施压并获得让步的战略的一部分，“然而，对其核设施的毁灭性打击表明了这一战略的局限性，特别是考虑到军事升级和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他表示，目前的局面可能迫使伊朗重新评估其选择，“德黑兰可能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其核能力，也许会采用更隐蔽的方法和先进的技术来逃避打击。此外，它可能还会加强对该地区盟友的支持，以扩大其影响力，并通过代理人战争耗尽其对手。”
但孙德刚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的攻击，打破了伊朗利用核技术与西方博弈的可能。本来伊朗在过去这些年一方面发展核技术、拥有核能力，同时又多次重申不会发展核武器，既不跨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红线，又维持跻身世界核俱乐部的可能。但此次美以采取的行动可能会刺激伊朗进一步寻求发展核武器，甚至给更广泛区域内防止核扩散的努力造成沉重打击，“（这种打击）会让伊朗思考，为了维护政权安全，就是要获得终极武器。同时，一些国家也会认为，只有获得了核武器自己才能安全。所以（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并不能阻止核扩散，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建设来说也是打击。”
从现实地缘政治层面来说，伊朗核问题从来不单单是伊朗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中东防止核扩散和建立无核区的一部分。在达杰看来，以色列的“核模糊”政策与伊朗的核计划实际上是一体两面。他表示，以色列同样也是在上世纪50年代获得美国支持后启动了核项目，并且尽管以色列政府从未正式宣布，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其拥有核武器，“以色列的‘核模糊’政策为其取得了在中东地区的战略优势，同时也减轻了它所受到的国际压力。”
以色列的这种政策得到了美国等国的战略支持，而伊朗的核计划却不断受到西方质疑。“这种‘双重标准’加剧了地区局势的不稳定、削弱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力量，甚至可能在地区国家间挑起核竞赛。”达杰说道。
孙德刚则指出，这种双重标准背后，是美国在给以色列撑腰。以色列不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拥有核武器却不受惩罚，多年来还一直想要维持自己在中东的核垄断地位，其他国家拥核的可能性则被视为对以色列生存的威胁。“以色列敢于这样做，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结构性、战略性矛盾令以伊难寻和平
“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这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霍梅尼提出的政治和外交口号。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伊朗迅速从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朋友和同盟身份，转变为两国在地区的“最大敌人”。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教什叶派为主的宗教结构、波斯人为主体的民族结构，都使其与伊斯兰教逊尼派为主的中东阿拉伯国家格格不入，新政权试图输出“伊斯兰革命”的举动更令海湾君主制国家感到不满，并成为“两伊战争”的直接导火索。而自巴列维王朝时期就不断强调“波斯主体性”、压制国内阿塞拜疆、土库曼等突厥语系少数民族的政策，又令本就是美国盟友的土耳其对其更加疏远。
孙德刚指出，1979年以后，伊朗的外交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令其陷入了孤立主义”，“它同时得罪了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和西方阵营以及实行君主制的沙特、约旦、卡塔尔等国。”
达杰表示，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出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因素彻底颠覆了国王时期的外交政策，其“支持被压迫者”（主要指巴勒斯坦人）的政策口号，使对以色列的敌意成为了伊斯兰革命和后来伊朗政府合法性的核心要素之一。同时，这种转变是对地区联盟重组的回应，“新伊朗试图通过采取反以色列的立场来获得阿拉伯和伊斯兰人民的支持。”
伊朗这种外交政策带来的后果持续至今。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后，伊朗借助与伊拉克国内什叶派的联系，成功在中东地区构建起了一个从黎巴嫩、叙利亚到也门、巴勒斯坦的“什叶派新月地带”（即“抵抗轴心”）。但2023年10月，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组织（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后，在以色列的打击下，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等组织被打得七零八落，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也在去年底闪电般垮台，再加上伊拉克国内对伊朗不断利用教派力量干扰其内政愈发不满，“抵抗轴心”声势大衰，以色列的战机最终飞到了德黑兰上空。
达杰指出，伊朗“反美反以”的意识形态，与以色列不断强调其面对“生存威胁”之间的矛盾，压缩了两国政府在重大问题上做出理性决定的空间，“这种二元性造成了一种情绪化和象征性的环境，限制了外交灵活性，使务实妥协变得困难，延长了紧张局势，并为局势不断升级敞开了大门。”
1979年无疑是伊朗内外政策发生巨变的转折点。从那以后，“伊朗就把消灭以色列作为其在中东首要任务，在以色列周边培养了很多代理人。“这让以色列有强烈的压迫感。” 孙德刚说。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开始在中东构建一个“反伊朗”的联盟，要对伊朗及其支持的“抵抗轴心”采取行动。
“双方之间还是存在一种结构性矛盾，存在一种体系的争夺——以以色列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体系和伊朗为代表的伊斯兰体系的矛盾。”孙德刚说。
尽管近年来伊朗也在试图调整其外交政策，更强调“向东看”并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机制，也强调愿意更多地与“全球南方”进行合作，但孙德刚指出，整体来说伊朗的政策还是比较僵化，“伊朗的政治改革、制度改革仍然需要推进。”
“改革派的力量主要在民间，而保守派掌握了更多政府权力，两派之间还是有很大分歧。”孙德刚表示，“两派如何达成平衡、避免分道扬镳，是凝聚国家共识的重要手段。如果不去推进改革、发展经济、发展民生的话，伊朗国家内部就会出现难以弥合的分歧。”
达杰也指出，对伊朗来说，如果无法处理好后续的工作，这场冲突极有可能成为“压垮伊斯兰共和国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表示，伊朗目前亟须推进经济改革、完善管理和治理能力，通过与主要大国的外交接触缓和外部紧张局势，并促进内部对话以减少民众的不满以稳定局势。“如果伊朗可以采取这些措施，那么就有机会避免政治和经济上更进一步的危机，从而维护政府的稳定性与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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