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文系本科生的困惑与成长

编者按：2024年，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上海高校学者共同发起了“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教育”系列活动工作坊。此前，工作坊分别在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三期。

日前，以“‘专业’文学青年的学习史：围绕‘他们’与‘我们’之文学教育的对话”为题的第四期在上海大学文学院召开，聚焦当代“文学青年”，讨论和反思他们所亲身经历的文学教育。本文为上海大学中文系本科生陈思好在工作坊上的发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新一代“文学青年”对文学教育系统的困惑和思考。

陈思好

读小说、吟诗歌、写文章，是我憧憬的生活。分流到中文系之后，为了让自己的学习目标更加清晰，我第一时间请教了几位老师。虽然我喜欢阅读，靠着不错的成绩进入文学院，但似乎缺乏对文学的敏感与自觉。老师们给我开出一长串书单，期待我成为真正热爱文学的青年，在轻盈的成长中感知文学的诗意。

可是接下来迎接我的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四考，还有早八晚九的常态课程。我褪去了自由随性的色彩，“严肃”中有种“凛然”的意味，更有着一种“修行在个人”的孤勇。一部部“大块头”的专著需要我静下心，一点一点地“啃”。大部分同学在学业上“卷”，还有一部分同学在个人爱好、荣誉、经历上奋斗。他们写诗歌、写公众号、写网络小说等各种创作。课业的压力，功利化的影响。身边的同学常让我猜她的某门选修课论文写了多少字，她会追问：“一万八千字，老师会给我4.0吗？”大家都迷茫或更务实吧。

时代进入一个功利主义的竞技场，我不想沦为论文和绩点的奴隶，却仿佛活在无形的枷锁之中。学生卷，老师更卷，文科尤甚。文学的意义，似乎在这无休止的“内卷”中被悄然解构。向往的爱、自由、公正、关怀等人文精神，似乎被挤压成了“无用之物”。诗意的文学，究竟在哪里？

幸有师友微光点亮前行的路。唐小林老师鼓励引导我深入现代文学名家，并尝试理解作家骆宾基。我从《北望园的春天》出发，试着解构其不可靠叙事，理解其如何将知识分子南渡焦虑具象化，去触摸文本的深层反讽意和以“追溯”美学升华战争的书写。随后，我又挑战了骆宾基的报告文学《大上海的一日》，学到了其聚焦“一日”、构建全景空间的“上海叙事”独特范式。我能感知到作者突破旁观者与个体经验的局限，他不仅记录战争残酷，更以理性反思淞沪抗战及其对城市、人性的影响，凝聚着作者对战争的深刻反思与沉重思考，为历史提供了独特的文学视角。我在文学作品中看到了多种生命模式的书写。我触摸到文学诗意在流动，更深感自身的狭隘与储备的匮乏。

今天的我们，既缺乏学富五车的知识储备，AI时代会更甚，往往囿于网络来检索知识；也少有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和历史感（囿于就业压力）。我们拥有的多是学术的形式要求和规范要求，以及如何写条理清楚、符合规定要求、带有观赏性技巧的论文而已。这就促成了学术研究的重“理论化”，从某种程度上激发了同学对纯粹知识的兴趣，而非对人生、理想、道义、价值的思考和追求。文本知识、信息资料是我们的唯一对象，而非以生活和世界为直接对象。我们写下的是鲜有自己的思考和观点的文字。身边同学学习中国文学史，多是为了应试，很少有人会将传承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史、文学观作为人生的自觉追求。这正是人文学术制度化的产物。当自然科学推动现代化、社会科学提供改革方法时，人文学科在提供思想基础与精神动力的关键领域却游走于社会边缘。我们与文学精神内核的距离越来越远。

技术理性的阴影加剧了文学的异化。海德格尔曾反思，将“研究活动”视为科技理性的表现，其主导下的历史学与物理学并无本质区别。“学者”被“研究者”取代——“研究者”追求创新，“学者”重知识的积累与人文的修养，尤其是经典人文的积淀。技术的垄断带来了物质繁荣，但其工具理性视角却遮蔽了事物的丰富意义。一座美丽的山，人们只看到其中的矿藏价值，却忽视了其美学和生态的价值。

这种技术化已渗入到我的学习。为完成一门西方文学理论选修课作业——以《春之声》与《追忆似水年华》为中心，比较中西视域下意识流小说的音乐性。受制于时间与巨著体量，我不得不依赖知网检索文献，站在他人的肩膀上，拼凑观点。虽最终成文，却高兴不起来——选择文献作为研究参考，忽略了研读原著和原始材料的重要。个性化的解读，必须是自己在阅读中的体会、在体会中的反复琢磨考量；只有在第一手文本材料的阅读中，才会产生真正的学术直觉和语言文字的敏感。而在技术主义的支配下，我们都可能成为单面的人，远离自然、社会和自我。

大学为我们提供了系统的文学教育，课程设置门类较“广”，但有些流于“泛”，经典的长篇巨著常常只能走马观花，难以精深。若开设门类少，又难达“广博”，削弱了“通识”，甚至动摇专业根基。人人追求“短平快”，难以沉淀深厚的学养。

王晓明老师将今天的社会教育与人心状态定义为“小器化”——除非“有效”，不然就没有动力去做。根源或许在“将来一定会好”的信念崩塌。但这并非放弃奋斗的理由；相反，越是失去确信，越能发现希望与奋斗有更坚实的根基：人性中有着对友善、开朗与勇敢等美好品质的永恒向往。人类总能在漫长黑暗中一次次从“小器化”的泥沼中突围，这是人之为人的宿命，也是我们今日当下必须直面的挑战。

我身边很多文学专业或非文学专业的青年，问其喜欢中国当代哪位作家，喜欢读谁的书籍作品，多是选择沈从文、余华等。人人心里都住着一座美好的“边城”，人人心里都有一段与文学的共鸣。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学。网络铺天盖地后，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拉开了巨大距离。自媒体的出现，文学成了大众的活动，文学创作也成了大众的活动。人人、时时、事事都可以是作家、读者、评论家等身份。

身在当下，文学对于我们文学院的年轻学子意味着什么？

它或许是一条路径，帮助我们挣脱碎片化信息的裹挟，构建起自己独立的价值体系，从而勇敢地进步、辩论、维护权益、为自己而活。它不应在技术理性和功利主义的重压下丧失其烛照灵魂的主体性。年轻一代文学青年的加入，应是文学永存的理由。

米兰昆德拉认为，人类复杂的生存境遇要求小说以简练为手法，减轻结构重量，直达事物核心。正是这种“轻盈”，才使得人类在重重叠叠的压力下得以喘息，自身的光芒也不至于熄灭。文学以及文学教育的意义或许就在生命某个时刻的突然绽放，就是那个“无用”——给予某个个体生命以生活的诗意，让生命个体得以轻盈超脱而自由成长，这正是以文学的翅膀抵御人生命成长中沉重的酣畅体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