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国林｜以复古为解放  求学术之思想

本文为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俞国林9月13日在上海大学清民诗文研究中心主办的“近三百年文学与文献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俞国林在会议现场发言

尊敬的寅彭先生、各位同道、主持人：

大家上午好！

很荣幸参加上海大学清民诗文研究中心主办的“近三百年文学与文献研讨会”。记得六月十三日，培军兄发来研讨会邀请函，问我可否参加。对此议题，很感兴趣，当时即回复说，届时只要没有上级安排任务，必来。

现在从事出版工作，要专门抽出一整段时间，认真思考一个问题，从而撰写一篇像样的文字，极难极难！——但是，为了今天的会议，我还是以多年来陆续收集了若干资料，准备梳理清华国学院导师与助教合影的一些细节。

八月二十九日，与培军兄微信，问会议议程。九月七日，培军兄示下，命我开幕式“致辞”，并评议会议文章一篇。由于正在审定两篇汇报文稿，以及整理四篇本月中下旬需要汇报的会议文字，于是求减免评议，得到俯允。之所以这么说，我觉得有三层原因：

从议程的安排而言：今天的会议，没有校方、院方、系方领导出席并讲话，纯粹是学术的交流。寅彭先生代表高校，我则忝为媒体出版界代表，三个半天，二十四篇文章，切蹉交流，学谊情谊，融汇互通。这是第一层原因。

从人员的组成而言：共三十一位参会，其中二十位来自高校，一位图书馆研究员，十位来自媒体出版，非高校人员占三之一强，这是由高校组织的学术研讨会极为少见的现象。学术研究的成果，终是要通过媒体出版来刊布，而从事媒体出版的人员更需要进入高校学者的研究领域，此可谓互补。换言之，在今天的媒体出版界，也有一支学术力量。这是第二层原因。

从主题的设置而言：首先，“近三百年”是时间概念，即将中国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纪以迄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这一历史时代作为一个独立单元，首创者虽不是梁任公（王钟麒一九〇六年在《申报》连载《近三百年学术变迁大势论》，参见李文昌、林存阳《“近三百年”历史叙事：民国学者的清史书写》），但确是经梁任公使用而固定为一个“专有名词”。简单梳理一下几个时间点：①梁任公一九〇四年刊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八、九章，“起明亡以迄今日”，题作《近世之学术》；②一九二〇年作《清代学术概论》，其后有《清初五大师学术梗概》、《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清代政治与学术之交互的影响》诸文；③一九二二年申报馆为纪念创刊五十周年，推出“最近五十年”系列，梁任公撰《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④一九二二年秋冬，梁任公在东南大学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⑤一九二三年暑期，在南开学校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⑥九月，在清华学校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概略》的开篇，梁任公明确了“近三百年”的特指：

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概略》。

梁任公从中国学术思想史演进之脉络，将“近三百年”作为一个历史“时代单位”，从多角度对明清之际到撰写该书之时的学术思潮作全面分析。此后，如顾颉刚《近三百年思想史》（1928，课）、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1930）、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1932）、陈安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概论》（1934）、陈汝衡《近三百年中国民族思想之消长》（1934）、许造时《中国近三百年岁计表》（193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1962）、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1983）等学者相继沿用“近三百年”命名自己的著作。所以说，今天会议主题“近三百年”的概念，也是沿用的，而不是以今天的时间点上推的。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其次，“文学与文献”是研讨的范畴，犹以“文献”为基础。“近三百年”间，起始也由王学之反动而入乾嘉之朴学，“考证学”因此而盛；复由西学之东渐而兴思想之启蒙，“今文学”由此而起。我们以今天的位置审视“近三百年”，与站在一百年前的坐标回望“近三百年”，同其所同，异其所异。

今天的学者，一盘（移动硬盘）在案，一网（互联网）在线，基础文献，鼠标一点，纷至沓来。同时，稿本珍本的挖掘，日记书信的公布，发现了以讹传讹的原因和流变，链接了历史事件的过程与脉络，若梁任公《清代学术概论》里的“实证”与“冥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的“天地之故”与“人地之故”、书信里的“夫君”与“家君”，一字之异同，都曾引起相应的论述。若非卢弼友朋书札专场拍卖的出现（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7迎春拍卖会“见字如面——卢弼友朋信札专场”），卢慎之之迂憨，钱默存之挪揄，谁又能知道？——当然，这也涉及书信、日记具有私密性文献的公布尺度问题。

今年是清华国学院成立一百周年。有一张国学院导师的合影，流传很广。这张合影，因着不同的著录，引出三个问题：（一）中间站立的是陆维钊还是赵万里？这个已经解决（参见孟凡茂《陆维钊在清华国学院的任职时间考》、冯象《其志甚壮，其言甚哀》）。（二）拍摄的是全身照还是半身照？一九二六年《清华学报》刊出的是半身照，一九二七年《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收入的是全身照，可知用的是同一底片。（三）什么时候拍摄的？根据赵元任日记，知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日拍摄，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四日曾发朋友圈，近来更是细化了上述三个问题论述的文献依据。这是第三层原因。——借“致辞”机会，将本拟写成札记充当会议论文的结论，宣读一番。

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后排左起：章昭煌、赵万里、梁廷灿（1925年12月10日）

今日之世，文献层出不穷，“河出图，洛出书”，甚至有点儿“想什么来什么”的境况，所以，对于文献真伪的考辨，都是切不能少的。文献的校订与研究，哪怕只是一个字、一个句读的校正，或一种新版本、一部新著作的发现，但只要能解决之前未知、未定或可以作别解、作重说的，那就是文献研究工作最大之意义。

梁任公说：“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纵观任公前后之论述，其好言“变迁”，好言“蜕变”，好言“变迁蜕变”之学术思想。

梁任公从清末走进民国，其所经历，政治与学术之交互的影响，殆有与清初时代相仿佛者，故其亦好言“清初五大师”（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颜习斋、朱舜水）。他说：

这五位大师所处的时代情形，的确有许多和现代相同的地方。他们都是生于乱世，自己造成一派学说，想来引导当世的人。那末，就很像现在的中国，一方面国事紊乱到极点，一方面有一般人讲这个主义，谈那个学说，都是“异代同符”的。

这种“异代同符”的经历，使得梁任公在叙述前一段历史，用了“近三百年”这么一个“时代”概念，跳出了“断代”表达的束缚，盖审视历史之发展，既要溯其“源”，更要知其“流”，这就是求学术之思想。

虽然，学术之风尚可能因时转移，但学术为当代服务之精神，在历史叙事中发现当下、服务现实，文献研究“以复古为解放”之目标，贯通古今，经世致用，是我们应该坚持的。这种以文献为基础之坚持，即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九分材料不说十分话。梁任公论研究者所当秉持之态度，“断不容以己意丝毫增减古人之妍丑，尤不容以名实不相副之解释，致读者起幻蔽”（《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三章《研究法及本书研究之范围》）。上海大学清民诗文研究中心成立二十馀年，致力于编纂、校订“近三百年”来的重要文学文献，引领并推动了学术的发展，所谓以“求真的精神，客观的态度，丰富的史料，博洽的论辩”（顾颉刚语），求得历史之真实。

预祝“近三百年文学与文献学术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