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康兵2岁半的外孙在妈妈的帮助下画了一幅画，欢迎他回家。本文图片 澎湃新闻记者 陈绪厚 图
天刚蒙蒙亮，四川广安市前锋区政务服务中心门口广场上突然热闹了起来。
郑梦涵特意化了妆，穿上了喜庆的红衣裳；邓康兵两岁半的外孙带着一幅画，裹着厚实的衣服也来到了广场上，这是外孙在妈妈的帮助下完成的作品。
画上是一栋紫色屋顶的房子，彩虹当空、绿树成荫，两只鸟儿从天空飞过，上面还写着四个字“欢迎回家”。
车队的集合地点在巷头毛织文化广场，附近都是从事毛织行业的商铺。
他们在等一支春节返乡车队从广东东莞跨越三千里归来。
车上坐着的，是留守老人们一年难得一见的儿女，是留守的孩子们日思夜想的父母亲人。
在前锋区35万户籍人口中，有8万多人在被称为“世界毛织之都”的广东东莞大朗镇打拼，这群千里返乡的“毛织人”的故事，支撑起了大朗毛织行业的半边天。
夏天，留守家中的“小候鸟”孩子们趁着暑假逆向迁徙，南下奔赴大朗镇与父母团聚；春节前，父母们又像“候鸟”一样驾车跨越5个省市，历时约24小时行程长达1500公里，返乡“归巢”与家人过年团聚。
1月17日早晨，返乡车队平安抵达，车上的人们顿时没了长途奔波的疲惫，沉浸在和家人团聚的欢喜中。
从广东东莞大朗到四川广安前锋，这条川粤间长达三千里的迁徙之路，肇始于改革开放之初，几十年来涌入了越来越多的人，并迭继多个世代。
在一个个不远千里的背后，是人生的奋斗、是事运的沉浮、是与亲人的双向奔赴……
回乡过年，不仅是能吃上腊肉、腊肠这些念念不忘的年味，更重要的是与亲人团圆，因为“家里有老人在，有孩子在，必须回去”。
返乡车队
2025年1月中旬，很多四川广安前锋人陆续返乡过年，广东东莞大朗巷头社区的不少商铺也提前关了门进入过年模式。
48岁的前锋人邓康兵在微信群里提议驾车回广安过年后，很快得到响应，一支20多人的车队形成，他们决定于1月16日一起开车返乡。邓康兵是此次返乡车队的总指挥。
1月16日8时许，返乡车队启程。
用邓康兵自己的话说，他的人生经历很“传奇”。他很早就外出打拼，在大连的建筑工地做过，因身子单薄受不了，便来了东莞大朗，进毛织厂做工。
2003年，邓康兵开始做律师助理，从事法律服务工作；2008年，他回老家当了一年的村党支部书记；之后，他又去重庆、贵州干了几年电网建设；2016年，他再次回到大朗，回到毛织行业，开了个小厂。
2024年暑假期间，广安前锋区一百多名留守儿童，在广安民警的护送下，到1500公里外的东莞大朗与父母“逆向团聚”。这些孩子也被称为“小候鸟”，他们很多是第一次到父母的工作地过暑假，这给了他们更多留在父母身边的机会。
“小候鸟”抵达东莞大朗后，广安前锋区与东莞大朗两地公安、妇联、检察机关等多个部门，共同举办了为期2天的“他乡情浓护蕾平安”暑期关爱活动，开展了多方面的专题教育讲座，参与人次达300人次。
邓康兵说，针对南下的“小候鸟”，他们也组织了夏令营活动，有四五场活动，如参观镇文化馆、工厂、公园等，寓教于乐，东莞市文明办提供了经费支持。
在邓康兵看来，过去，大量前锋人在大朗从事毛织，也带来一些治安问题，给外界留下了一些不好的印象。近些年，经过多方的努力，前锋人的形象和口碑都在提升，其贡献也受到认可，当地相关部门时常邀请他们去建言献策。
返乡车队一共有6辆车，共有20多人。
1月16日早上7时许，6辆车、20多人组成的返乡车队在大朗巷头文化广场集合。根据安排，每辆车会有一些补助，两个司机轮流开，累了进入服务区休息，这段全程1500公里的返乡路要花费一整天的时间。
邓康兵说，很多前锋人已经返乡，有的坐大巴、高铁，有的开私家车，少数会直接坐飞机，不然报名参加车队的人会更多。
出发前，大家一起拍了一张合影。郑梦涵特意打来电话，嘱托丈夫阳文兵路上多休息，注意安全。
出发前，妻子郑梦涵打来电话，嘱托阳文兵路上注意安全。
开车从东莞大朗至广安前锋，要跨越广东、湖南、贵州、重庆、四川等5个省市。邓康兵作为总指挥，路上他几乎没休息，时不时提醒大家：别走错路，导致车辆分散了；到时间了，进入服务区休息、吃饭，千万别疲劳驾驶。
据邓康兵等人介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锋人要往返东莞，只能坐绿皮火车，经常没有座位，途中还要多次转车，几天才能回到家。2010年前后情况逐步改善，通了高铁，很多人买了私家车，也有钱买机票了，基本可实现一天内到家。
邓康兵估计，在东莞大朗的前锋人，至少有上万人买了私家车，每年开回老家的车有数千辆。“每年春节，老家都很堵，路上全是粤S（东莞车牌）的车，大家开玩笑说都成了‘小东莞’。”邓康兵笑着说。
团聚时刻
1月17日8时许，经过约24小时的日夜赶路，返乡车队平安抵达目的地——前锋区政务服务中心。
亲人们一早就开始准备迎接了。
在妈妈的帮助下，邓康兵两岁半的外孙画了一幅画：一栋紫色屋顶的房子，旁边有草和树木，天空挂着一道漂亮的彩虹，两只鸟儿从房前飞过……画的下方，写着四个字“欢迎回家”。
见到外孙拿着这幅画，用稚嫩语气喊道“欢迎回家”，邓康兵很高兴，脸上早已没了疲态，笑着抱起外孙拍照。
为了迎接丈夫回家，郑梦涵提前采购了年货，打扫房子、整理衣服，出门前还特意化了妆，穿上了喜庆的红色外套。
前锋区人社部门还为返乡车队准备了慰问礼包。在欢声笑语中，大家暂时忘却奔波的疲惫，一起在广场上拍了张大合照。
“家里有老人在，有孩子在，必须回去。”何继鸿每年春节都会返乡，这是他难得放松的时刻，电话不再一直响，可以和家人、朋友在一起，睡个安稳觉。
近些年，何继鸿都是自己开车返乡，快的话18个小时到家。何继鸿说，最想念家乡的腊肉，“老家腊肉的味道没有变”。他计划今年春节买一百多斤猪肉，做腊肉腊肠，年后腊好了带回东莞慢慢吃。
回家团聚的第一顿饭，郑梦涵准备了丈夫念念不忘的腊肉腊肠。
“网上买的腊肉没有那种味道。”何继鸿说。
何继鸿的小儿子在广东的医院实习，腊月二十四坐飞机回家。“早就买好机票了，要2000多元。”小儿子回到家时，才是何家真正全家团圆的时刻。
阳文兵的女儿也在大朗从事毛织行业，提前坐飞机回家了。由于回的时间早，机票才花了500多元，这个价格也比高铁便宜。
阳文兵的家位于广安市前锋区城区边缘。家里阳台上挂满了腊肉、腊鸡腿等，年味十足。
回家路上，妻子郑梦涵一直牵着他的手，两人一起在家附近的店里买了菜。
第一顿团圆饭很丰盛，也有阳文兵念念不忘的腊味。
在吃饭间隙，阳文兵和同行人讨论行程。
阳文兵一家住在小区电梯房，三室一厅，是他2013年花37万元按揭买的，贷款已经还完了。阳文兵说，小时候，家里住的是瓦房。2004年，他在村子里盖了3层楼房，花了10多万元，其中6万是借的；2016年，村里房子拆迁，原本安置房去年年底要交付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安置房还没封顶，收房时间推迟了。
2019年，妻子郑梦涵生了大病，先后做了两次手术，他们的买车计划因此推迟。“原本我以为押金没有了，但车商听说我们的情况后，就把5000元押金退了。”阳文兵说。2021年，阳文兵如愿买了车，分期两年。这辆车留在老家让郑梦涵开，接送儿子上下学。
“在从事毛织行业的人中，我们家属于中等水平。”阳文兵说。
“最开始，毛织都是手工的，太辛苦了，我也不想做。后面情况慢慢好了，从半自动到全自动，没那么辛苦了。”阳文兵觉得毛织很辛苦，差不多相当于打了两份工，但能挣得多点；基于目前的形势，他没想过挣大钱，就想着能维持下去，“不然这个年纪了，去打工也没有企业要”。
对于儿子，阳文兵的期待是，能多读点书，今后能入伍。在他的规划中，等孩子读完高中，妻子就去东莞，和他一起再打拼几年。
郑梦涵说，儿子说春节后他可以自己骑电动车上学，她就去东莞，能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若儿子同意，她就上半年去东莞，下半年天气冷时，她再回家接送儿子上下学。
“我们这一行，看起来过得体面，但外人不知道忙起来是什么样子。虽然很辛苦，但我们离不开毛织。”郑梦涵说，老公朴实、勤劳，对她也很好，对目前的生活很满意，只是两地分居，“一家人一起吃顿饭，都觉得有点奢侈”。
团聚的时刻美好又短暂，正月初六或初七，阳文兵将再次南下，独自面对那不时响起的机器“警报声”。
两地奔波
回乡前，忙碌了一年的阳文兵决定在1月13日停工，耳边不时传来的机器“警报声”终于消停了。
在东莞大朗镇一间100多平方米的铺子里，摆放着10多台电脑横机，这是阳文兵一家四口的生计所在。机器24小时运行，一根根毛线放进去，一片片织出来，成为制作毛衣的半成品。
从一根毛线到一片织片，是毛衣几十道生产工序其中一环。在大朗镇，一件毛衣从原材料毛线，到完整的毛衣产品，多在一天内就能完成。
接单就做，不用考虑销售，看上去没什么风险，但其中的艰辛并不少。毛线有灰层，有断线，容易缠住；运行时间久了，机器经常出现小问题“罢工”，发出“警报声”，这时需要人去处理。
机器不休息，人也不休息。
去年春节后，由于儿子升高中要回老家读，阳文兵的妻子只能留在老家陪读。一年来，阳文兵独自照看着这些24小时运转的机器，“没法好好睡觉”。
“每隔两三个小时，机器就会出现‘警报声’，就要去处理，根本没法睡。”阳文兵说。
在毛织行业，防火也是头等大事。毛线有毛灰、毛球，“一点点火星就起火”。在这些老铺子里，很多设备都用了很多年，电线老化，容易起火。一旦起火，可能整个铺子都烧没了，这意味着“白干十几年”。这样的惨痛教训，在大朗发生过。因此，阳文兵不敢松懈，紧绷的神经没怎么放松过。
高强度的工作，每月1万多元收入，阳文兵给妻子转四五千元。过去，阳文兵和妻子一起照看机器，可以轮着休息，这种“夫妻档”模式也是东莞大朗毛织行业最普遍的模式。阳文兵说，以前行情好的时候，他和妻子一个月能挣两三万元，而现在一个人做，收入只有一半。
妻子在老家陪读，是夫妻俩无奈之下作出的选择。
1978年，阳文兵出生于四川广安市前锋区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他读书不多，17岁去深圳宝安沙井打工。“老乡带我去的，进的是电子厂，进厂还要给两百元的介绍费，当时每月能挣三四百元。”阳文兵说，那时条件很苦，住的是上下铺，8人间，一张小床铺要挤两个人，还要房间内烧煤炉煮饭。
2000年前后，阳文兵和同在沙井打工的郑梦涵相识，对方是四川达州人，两人很快恋爱了。阳文兵说，那时穷，婚礼办得很简朴。
回家的路上，阳文兵和妻子郑梦涵的手一直握在一起。
2003年，阳文兵做了一个大胆决定：离开深圳，去东莞大朗，改行毛织行业。他从学徒做起，交了500元的学费，学成后虽然每天要做十二三个小时，但每月能挣700元。
女儿刚出生七八个月，郑梦涵也来学做毛织。就这样，他们的女儿成为了留守儿童。最长的一次，夫妻俩有三年没有回家，一方面是当时欠债，不回家可以省钱；另一方面是路途遥远，车票难买，回家一趟不容易。
女儿曾跟他们抱怨：“我一个人在家里，孤孤单单，你们都不要我了。”阳文兵很自责，轻声叹道：“那时没有办法，要挣生活。”他遇到过一个例子：一个朋友30多岁了，从不喊自己的父母，因为小时候是留守儿童，父母一直不在身边。
郑梦涵爱好文学，从小学到高中，语文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情感细腻的她，把《红楼梦》读了很多遍。有一次，她写了一篇小说参加比赛，获得优秀奖，拿了1000元的奖金。
女儿长大后，有时候情感流露，会刺痛郑梦涵的心。“一直觉得有愧于女儿。”郑梦涵能理解女儿，小孩没有父母陪伴所带来的缺失和遗憾是一辈子的。
2008年，小儿子出生后，不管多难，夫妻俩一直把儿子带在身边。上个春节，由于马上要读高中，儿子要在老家读书，郑梦涵最后选择了陪读。阳文兵说，儿子一直在东莞读书，突然回老家，没有认识的朋友，很不习惯。一次，老师问儿子，“是不是想爸爸妈妈了”，儿子一下子就哭了，“儿子平时很少哭的”。
儿子曾跟郑梦涵说，“妈妈，不管你做什么，只要家里有盏灯亮着，就可以了。”郑梦涵意识到，儿子从小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很依赖他们。
春节，阳文兵可以回家了，这也是他一年中唯一可以放下紧绷神经、安心睡觉的时刻。长时间的熬夜，让他有些疲惫，头发也有些稀疏、泛白，但一想到马上就到家了，他的心情很亢奋，脸上总是挂着笑容。
“小候鸟”
2024年暑假“小候鸟”们从广安到东莞和父母团聚，阳文兵的儿子就在其中。
阳文兵说，恰逢暑假，儿子和妻子来东莞，是难得的相聚时刻；另一方面，儿子在家也没什么事，来东莞还可以帮忙干活。
在东莞时，阳文兵让儿子进厂，儿子拒绝了，后来和同学一起去跑外卖，但仅跑了几天，就坚持不下去了。
这段经历，让阳文兵的儿子体会到了在外的不易。每天不偷懒，能挣两百元左右，但当时是夏天，很热很晒，他整个人晒黑了一圈，“都晒脱皮了”。
之后，阳文兵让儿子在自家的小作坊里帮忙。他的想法也很简单，“想锻炼下孩子”。
这次“小候鸟”南下与父母团聚，经媒体报道后，也再次让广安前锋区数万人在东莞大朗从事毛织行业的奋斗故事受到关注。
历经24个小时，返乡车队平安抵达目的地——广安前锋。
公开报道显示，在广安前锋区35万户籍人口中，有8万余人常年在广东东莞务工，总人口2.58万人的广兴镇，就有1.5万人在东莞大朗务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东莞从事毛织行业。
有“世界毛织之都”之称的东莞大朗镇，年产毛衣9亿件，全球每5件毛衣，就有1件产自大朗。这里是国内重要的毛织产品交易基地，有着全国最具规模、产业链最完善的毛织产业集群。在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的大朗巷头社区，约10平方公里的大朗毛织（贸易中心）商贸城内，坐落着4个毛织专业市场、6个毛织配套片区和12条毛织专业街。
在大朗，前锋人是主角。据多位在大朗打拼的前锋人介绍，大朗的毛织行业不做原材料，从山东拿毛线进行生产，而且是做粗线头的毛织。如今，在大朗街头，大大小小做毛织的门面，基本都是前锋人开的。毛织行业的每一个环节，设计、加工、辅料、直播销售“一条龙”，前锋人都在做。规模最小的是一个人式的小作坊，规模大的有七八百名工人，年产值破亿。
这种格局是怎么形成的？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是，1984年，一位在广东湛江当兵的广安前锋青年，退伍后跟着战友来到东莞大朗。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一批港资企业在大朗投产，其中包括毛织厂。这位青年慢慢就把很多老乡带到大朗，靠着这种“老乡带老乡”的模式，数万前锋人在1500公里之外的异乡扎根，撑起了大朗的毛织行业。
1972年出生的何继鸿，不到18岁就离开前锋，前往广东惠州打拼。1994年，跟着亲戚，何继鸿来到东莞大朗，进入毛织厂打工。
2002年，何继鸿选择单干，开了一个小厂。由于善于经营，2010年后，何继鸿的工厂逐步扩大规模，如今已有四五百平方米面积，上百名员工，可以实现毛织的研发、设计、生产等“一条龙服务”。
据何继鸿估计，在大朗，前锋人开的毛织门面有几万家，像自己一样开小厂的，约占十分之一。
何继鸿说，最开始，毛织完全靠手工，效率低，很辛苦，后面逐步半自动化、全自动化，“现在用机器，效率提高了8-10倍，一台机器相当于8-10个人”。
虽然已经大量使用机器，毛织行业依然不易。其生产节奏是，一天内要完成从毛线到成品的所有程序，这导致生产加工环节，往往是下午三四点上班，一直忙到次日凌晨三四点，成品生产出来后直接发货，因此从业者晚上熬夜甚至通宵都是常态。
在何继鸿的工厂里，工人们分早晚班， “没有固定的下班时间，每天的事做完了才能下班”。何继鸿透露，从事毛织行业的工人，每天工作时间长，每月能挣七八千元，这比去其他厂的工资高一点，但要长期熬夜，辛苦很多。
“大家都吃过苦，靠着自己的奋斗，一步步走来，我是一代从事毛织行业前锋人的集体写照。”何继鸿说，最开始，大朗本地人也做毛织，但由于太辛苦，就慢慢没做了，但前锋人依旧很多人在坚守。
靠着毛织行业，很多前锋人改善了生计，但在异乡奋斗，他们不得不面对孩子留守老家的问题。何继鸿有三个小孩，大的两个一直留守家乡，最小的直到读初中时，条件好了一些，才有机会带在身边。
如今，不少年轻一代的父母，会把孩子留在身边，但等到孩子读初中、高中，他们依旧面临选择。近年来，由于经济条件好了很多，不少父母让孩子暑假从老家来东莞团聚。据前锋区公安部门统计，每年有2000名左右儿童会在暑假期间往返两地。
“小候鸟”们的健康成长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何继鸿的观察是，由于父母太忙，对孩子的管教不够，孩子容易沉迷手机、沉迷游戏，这也是如今非常普遍的问题。
长时间与家人、孩子两地分离，让“毛织人”更加珍惜团圆时刻。 “不管多难，每年春节都会回家的。”何继鸿说。
“再干几年”
在返乡车队中，有一人的情况最为特殊。他叫辛大国，今年40岁，是广安市前锋区龙塘街道花盘村人。
最初，辛大国就跟着亲戚在云南做裁缝。做了10年裁缝后，觉得收入太低，他去了深圳，在服装厂干了两年。2010年，他来到东莞大朗，因为这里一个月能挣四千多元。
辛大国的家庭较为困难，妻子离开家庭多年，父亲去世，两个孩子分别在读初一、初二，跟着60多岁的奶奶一起在老家生活。辛大国说，两个孩子一直是留守儿童，从没离开过老家，他们平时就靠视频电话交流，一般一周打两三次。在电话中，他会交代孩子，勤快一点，多帮奶奶干一点活。
目前，辛大国每月能挣5000元，寄2000元-2500元回家，剩下的留给自己用。辛大国说，2024年，由于厂里的订单少，赚得少些，还不够一家的开销，但他的心态一直很乐观，觉得虽然有压力，但自己可以撑起这个家，把两个孩子读书供出来。
每年春节，辛大国才回家，和孩子、母亲团聚。“不回去，肯定不行。”辛大国说，有一次他逗孩子，说“小宝贝，爸爸今年不回来了”，孩子说“我不干”。
辛大国表示，两个孩子虽话不多，但很懂事，不会乱跑，会帮奶奶干活。去年暑假，得知有“小候鸟”南下活动，辛大国问孩子“要不要来东莞”，两个孩子说“不来”，不然就只有奶奶一个人在家了。
得知车队还有空座，辛大国跟着车队，踏上返乡之旅。他计划到家后，先买点菜，一家人好好吃顿团圆饭。后面，带着母亲、孩子上街，让他们自己挑，喜欢什么就买什么，置办一些年货。
毛织行业比较辛苦，较少有年轻人愿意干。“目前，主力还是四五十岁的，90后、00后非常少。”何继鸿表示，自己有三个孩子，两个大的在老家有体面工作，小的在广东读研，他们都不可能接班，女儿觉得太辛苦。
虽然自己的厂子已经有了一定规模，但何继鸿计划“再干几年”，熬不动夜了，就直接不干。何继鸿的妻子说，做毛织，很伤眼睛，能坚持到50多岁，已经很不容易了，“只要孩子都有工作了，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随着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毛织行业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邓康兵表示，毛织行业肯定不会消失，市场永远在，“以后机器越来越先进，效率会越来越高”。当前，毛织行业也在转型升级，提升品质，东莞也在大力宣传毛织行业，搞招商、展销会等，对他们有明显的帮助。
2024年11月，为期三天的第21届中国(大朗)毛织产品交易会在东莞大朗举行，意向成交额达35亿元。大朗镇还与行业龙头、权威机构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多个领域上建立合作关系，致力打造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地毛织工艺传承发展示范区，构建集现代、智能、时尚于一体的千亿级毛织产业集聚区。
在返乡车队中，31岁的杜川是毛织行业少见的“年轻一代”，之所以入行，是因为他的岳父也是做毛织的。
杜川是90后，是从事毛织行业的年轻一代，他们一家人在东莞大朗经营一个小厂。
杜川在大朗做毛织11年了，现在开有一家小厂，约100平方米，由自己一家人经营。杜川笑着说，作为年轻一代，他的优势可能是懂电脑多一点。
在杜川看来，像他们，差不多24小时都在上班，要熬夜，非常辛苦，一般年轻人都不愿做。但这一行仍是杜川一家的生计所在。去年，杜川添置了机器，扩大了规模，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杜川有两个孩子，儿子读二年级，成绩很好，经常考班上的前两名，女儿读幼儿园中班。考虑到孩子以后的读书问题，杜川盘算着，自己再努力努力，经济条件变好了，就把孩子留在身边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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