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仕忠︱过年记

过年、过年，最欢喜的是孩子。我们村子“过年”，不是只过除夕这一天，而是包含整个腊月（农历十二月）。到了腊月，大人小孩都为过年而忙活起来：淘米，磨粉，舂年糕，革白酒，杀年猪，做豆腐，挖莲藕，扑鱼塘，裹粽子，洒扫庭除，忙忙碌碌，热热闹闹，也是一派喜气洋洋。这是过年的味道，过年的气象。

我小的时候，腊月的前二十天，年味并不浓烈。除了革白酒，舂年糕，村里没有其他动静。后来到城里读书，才知道有个“腊八粥”，十分隆重，古代有皇上赐粥故事，令人艳羡。我们村里却是不吃的。原因无他，那时天天都吃泡饭、喝稀粥，谁还希罕吃腊八粥啊！

腊月二十日，到了“年庚脚跟”，气氛开始热烈。村里有一首童谣：

二十夜，连夜夜（“夜”,读作ya,动词，天变黑了），

点勒（了）灯盏穿蒲鞋，

穿勒蒲鞋拜爷爷（方音呼作ya）。

这童谣唱的就是年二十的旧俗。蒲鞋，是蒲草编织的草鞋，将蒲草晒干后搓成花绳，嵌于鞋底，外加船形鞋帮，防寒保暖。但蒲草难以鞣制，我们的草鞋都是用稻草和箬壳（笋壳）制成的。我高中时就跟父亲学会了打草鞋，穿着自己编的草鞋上山斫柴、拔野山笋，倍感自豪，只是现在早已忘记了这手艺。

大家都穿新蒲鞋，拜老爷爷。可惜我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我爷爷在日本佬来的时候被抓民夫，后来生病死了，所以我只能暗诵这儿歌，想像那美好的场景，向往得到祖辈的爱抚。

腊月二十三，开始祭灶送灶神。官府祭灶在这天，民家在二十四日，水上人家或寺庙、道观在二十五日。这是送灶君登天门回天庭的日子。乡间往往把神与菩萨混而为一，所以村人叫“送灶主菩萨”，保佑年年镬里有饭，甑上有肉。

二十五日，拜“蚕主菩萨”，送“蚕桑婆婆”，以求蚕子不受瘟病，桑叶大而茧丝长。我们村最重要的副业就是养蚕。夏日里洪水滔滔，大溪翻动泥沙，淤积成滩，河谷间形成大片的沙地，水积不住，随灌随漏，人称“日日三百桶，夜夜归原洞”，不适合作水田，却是天赐的桑园。母亲说，互助组刚成立那会儿，我家要看十几张蚕纸（细细的蚕卵粘满一尺见方的皮纸，为“一张”），春夏时忙得不可开交。我小时候已经是人民公社，田地都归生产队，队里每年要看上百张蚕纸，分为春蚕、秋蚕、晚秋蚕三季，蚕房里总是热闹非凡。

春蚕最多，也最忙。刚从蚕纸上孵出的乌毛蚕，细如毛发，须切嫩桑饲之，之后渐长，停食蜕皮，其状如眠，也称“一眠”。凡经四眠，蚕就长到了手指般粗细，吃得欢快，其声沙沙，像阵阵细雨洗刷瓦棱，妇女们剪枝以饲，手脚不停，似乎也赶不及群蚕的嘴巴。

蚕老了，就上“蚕山”。这蚕山是用陈稻草或麦草切成一尺多长，折叠成三角形，像张开许多只脚的蜘蛛，密密麻麻，布满了二楼房间的櫊板。“上山”多日后，蚕虫吐丝成茧，满山雪白的茧，惹人喜欢。摘茧时，将那洁白的茧子，轻轻从蚕山上扯下，犹带着丝丝牵挂，十分新奇。母亲给我讲怎么缫丝剥茧做绵子，又说蚕丝棉被轻柔温暖，才两三斤重，就抵得上我们家十几斤重的大厚棉被，要是在棉袄里放得几缕，就不用背那么重的老棉袄了，令我很是向往。不过，由于蚕桑都已经归生产队了，家里就不再拜蚕主菩萨和送蚕桑婆婆，所以我不知道具体有哪些祭祀细节。只记得母亲偶尔提起这些旧事时，眼里似有一丝怀念。

腊月二十六，杀年猪。请来洞家桥的洪彪师傅，把养肥了年猪杀翻，放血，褪毛，吹气，剖腹，切条，有条不紊，程序分明。孩子们最喜听杀猪时的猪叫声，因为那是吃肉的号角，接着就能吃“杀猪顿”，能尝到剁碎的精肉和猪红。

（借图：谢有顺教授分猪肉）

腊月二十七，山下塘里的水被车干了。村里人都去围观，等候扑鱼塘。待生产队男劳力捉完放养的鱼，围观的妇女孩童一齐涌入鱼塘，把剩下的杂鱼挥个一干二净。大冷的冬天，孩子们满身泥浆在塘中扑腾，眼睛放光。

腊月二十八，做豆腐。浸泡了几天的黄豆，在石制“麦磨”上磨，乳白色的浆液缓缓地弥漫了石磨，然后慢慢地跌落到豆腐桶中。我们村用的是双人磨，所以半大孩子，高过磨杆，就会被叫来搭手。待到做豆腐时，就能喝豆腐花，吃刚点了卤的嫩豆腐。豆腐有许多制品，我印象最深的是“冻豆腐”，把大块豆腐装入篮子中，吊在二楼檐前，在零下几度的天气里冰冻几天，便冰出很多细小的孔洞，豆腐变得坚韧，颇耐咀嚼。

腊月二十九，除尘日。我们叫“掸尘”。这“尘”即是“陈”，意在除陈迎新，也是实实在在的“大扫除”。父亲缚一把“尘帚”，用一根一丈多长的晾竿，头上缚一把竹枝，在屋子里“无远弗届”，把梁下、屋顶的蛛网、积灰一一掸去，于是尘灰飞扬，把父亲的眉毛也染成了灰白色。母亲与姐姐头上包一块大巾，抹尘掸灰，又挑来新鲜井水，拖地洗槛，忙忙碌碌。我则趁大人不注意，悄悄拿起那把尘帚，想像着张翼德的丈八蛇矛，在屋子里冲来冲去，耍得不亦乐乎，最后在母亲嗔喝下，弃械溜走。

终于到了除夕，我们叫“年三十”（只有二十八九天的年，也这般叫），便迎来了最重要的分岁夜饭。有意思的是，这天从午后开始，村里就空空荡荡的，几无行人。按我们村的习俗，分岁时，只能自家人聚餐共饮。出嫁的女儿在婆家过年，不得回娘家来吃年饭。分岁之时，也不可串门。所以，各家各户，早早就关起门来，埋头做菜，准备分岁。

按旧俗，除夕守岁至半夜，谓之“分岁”。意思是旧岁去、新年来，自此而分。其实呢，“分岁”也指除夕之夜的聚餐，晋代宜兴人周处在《风土记岁时》里说：“除夜祭其先，竣事，长幼聚饮，祝颂而散，谓之分岁。”除夕之夜，先祭祖先，再阖家长幼团聚会餐，相互祝福而散。

我们村里吃“分岁夜饭”，仍依古制。分岁夜饭之前，要祭奉祖先，感谢先人在这一年的种种护佑，也期待来年继续享受祖先的恩泽。据说旧时是要准备三牲之礼的，只是我懂事的时候，正当“文革”，这些属于“四旧”的东西已经被破除了。我父亲认为日子过得这般紧巴，村里人大都备不起牲品，却又喜欢攀比，不如索性“移风易俗”，也图个省心省力。我母亲却是幼小从外婆那里学到了整套的仪式，深信菩萨和祖宗一定会有所庇护，所以悄悄避开我父亲，让我们姐弟四人认真祭拜。虽然祭品不过是一碗猪蹄膀、一碗鸡、一盘鱼等，但那时是决不可以嘻嘻哈哈的，我母亲把眼睛一瞪，我和哥哥就都乖乖噤声了。

我堂兄说，年三十夜，祭完祖宗，在门背后多跳上多跳，就会长高。我哥是1957年出生的，幼年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长得面黄肌瘦，那一根根肋骨，很像手风琴的琴键。我五六岁时，就和八九岁的哥哥差不多高。所以我只叫他名字，从来不喊他哥。我哥对此很是懊恼，祭祖后偷偷摸摸地在门背后一蹦一跳的，被我发现，还不让我告诉别人。

分岁夜饭必须丰盛，代表这一年的“年成”，也是一年的脸面，要展示给祖宗看，不可轻忽。我母亲谋划着要摆成满满一桌。家里平时都是母亲烧的菜，但年夜饭，因为要烧出许多大菜来，所以一定是父亲主厨的。其中有两道大菜，我至今难以忘却。

一道叫做“大汤”。名曰“汤”，实则是肉丸搭成的“山”。

用新杀的猪前腿精肉剁碎成细肉粒（不能剁烂成泥，也不加淀粉），直接捏合成团，大如鸭蛋，称“肉元（丸）”，取一个“强盗大碗”，先放上木耳、板栗、金针菜，再装肉元八个，尖耸如山，高出碗口。

另取鸡蛋数个打匀，煎摊为薄饼。再取里脊肉切成肉末，涂于薄蛋饼上，然后卷成圆柱状，用细纱布包，复取四根筷子，均匀地压进纱边，用线捆好，置蒸笼内蒸熟后取出，解下筷子，取掉纱布，蛋卷横切，便成金边肉纹的五星形状。再将它置于大碗所装肉元的边上。所以大家都不说做这碗菜，而说是“装一碗大汤”。

装好后，放到蒸笼里蒸一个时辰。出笼时，汁汤已尽入碗底，但这“大汤”肉山高耸，金色镶边，观之已令人大吞口水。那肉元大有弹性，一口咬去，汁水饱满，又颇耐咀嚼，故最受欢迎。

诸暨人捏的肉元（周其奎校友提供）

这碗“大汤”，是我们村里吃分岁夜饭时的必备菜品。但我小时候，这碗菜是摆来看的，不能动。到正月里招待客人，此物仍居八仙桌上横座位处。那时去“做人客”（做客人），母亲总要再三教诫我们，切不可动这碗肉元。因为这只是例品，不得伸筷；过年就装得这一碗，动了，就配不起来了。须得过了正月半，客人不再上门，才可吃掉。不过那时已呈暗黑，味如嚼蜡。

此外还有一碗不能动的菜，是红烧煎鱼，用整条的鲤鱼或草青，至少得一斤半以上，差一点的则用鲢鱼，也是每餐必与“大汤”并列，却只能观看，不得享用。

我父亲总是善解人意，会多做几个大肉元，放在另一碗中一起入蒸笼，蒸熟后备用。因而分岁时我们姐弟四人都能吃到鲜美的肉元，我们哥俩更是吃得啧啧有声，那滋味至今不忘。然而我的两位姐姐却说不喜欢，我父母自是慈爱地看着我们吃，并不动筷。我长大后才知道姐姐懂事早，只有我们两兄弟傻里傻气，吃得无比开心。

另一道菜，名叫“大豆腐”，其实是一碗豆腐羹。主体是豆腐，看似寻常，但配料极为讲究。先以“高汤”打底，即整鸡煮熟后留下来的汤，或是大块猪肉煮熟后的汁。然后放入卤水点的豆腐，加成小方块，再加冬笋，切成细丁；将鸡血或鸭血，切成一公分大小的方块；猪板油熬油，捞出的小粒油渣，带有瘦肉的韧劲。以上诸物加入高汤之中，煮开，使诸味调和，香气喷溢，再将番薯淀粉稀释于清水，浇入滚汤之中，复加搅拌，使之均匀，须臾淀粉凝结，就制成褐色的羹汤。其味极鲜，乃是第一碗上桌来的，在寒冷的冬夜，既以开胃，也是打底。

分岁夜饭不仅丰盛，而且一年之中，只有这一餐是可以敞开肚皮吃的。对那些十来岁的男孩子来说，这场饕餮大餐，向往已久。但除夕这一天可吃的杂货多，熬不住，嘴不停，待到吃夜饭时，反而吃不下了。我堂兄假装用力捶打自己的肚皮，恨恨地说：“想吃个辰光你话没得吃，让你吃辰光又吃勿动！”

分岁夜饭之后，孩子们的兴奋劲消退，眼皮已经睁不开，于是妈妈从汤罐中舀来热水，洗脸洗脚，将孩子哄上床。妈妈说，乖乖睏一觉，床头就会有新衣裳，还有压岁钱。所以孩子们期盼明早醒来，就能见到美好的新一年。

【回音壁】

蒋志毅（表侄）：满满的过年记忆。那种氛围和心情犹在眼前。小时候，过年对我而言，更是多一种期盼，因为意味着一年中难得的团聚。我爷爷从二十夜就开始盼望我妈、姑妈什么时候回来，但真回来了，总要和我姑妈在大年三十早上吵一架，当然很快就和好了，行之经年。年后的拜年，一般爷爷带队主要是去钱家山下去看姑婆、姑丈，你们家人多热闹，上午去，下午回，其乐融融。

那时的年，一年中就那么几天可以大吃大喝而不用收敛，爷爷、奶奶也是竭尽所能满足我们。现在过年，反而最怀念的就是他们了。

赵国瑛（中学校友）：十二月进入腊月，围绕过年这个头等大事，将过年必备的物品或必须做的事，分散在不同的时点来做，让整个腊月充满喜悦和期盼，这或许也是那个物资贫乏年代的生存智慧。吾乡与你村有点不同，廿六夜我们那里是不杀猪的，其他日子都可以。至于几碗看菜的制作与吃法大致相同。分岁分好后，我们那时家家户户炒蕃薯片、六谷胖等零食，不知与你村是否一样。

君善叙事，穷尽过年之细节，实属难得。我只是泛泛说些过年的感慨，有诗为证：

——年 味——

无数条路又走到一起

我们被它们牵引

见到游子、亲人、离别的人

见到陈旧的大雪，熟悉的寒风

身边飘过的乡音

我们找着了北，卸下一年风尘

期盼的美食探出头来

门外有我的行李

是一堆惊喜

有时是叹息

屋里预设的春天暖意融融

每个角落都有笑语围上来

母亲将一年的念叨塞进围裙

炉火与铲锅相互酬唱

不肯停歇

不需要谁走在前面，我们能轻易

找到彼此的位置

年的尽头坐着菩萨

母亲站起来，一遍又一遍

接见久违的自己

倪建平（杭大同学、同乡）：你写得很细，我读得有味。

许贺龙（杭大同学）：儿时的年夜饭，隔了五十多年依然余香绕梁！最美陈年酒，最香儿时饭！

吴朝骞（杭大同学）：让人身临其境，好像在钱家山过了一次年。

我们温州城市里过年没有那么久，最重要的节点有三：一是小年（腊月二十四）叫“年四夜”，准备六样（芋头、荸荠、花生、瓯柑等，记不清了）拜厨神，大人一再叮咛，拜的时候不能笑，否则会歪嘴。二是年三十过大年，这是全家团聚的日子。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等过年又等来了在外地支边、工作的哥哥姐姐们。妈妈在准备大餐，餐桌上必备八个红色的高脚碗，喜气洋洋，放置八味冷菜猪头肉、酱油肉、花蛤、鳗鱼鲞等等，热菜中必然有年糕、黄鱼（最正宗野生的）等，寓意年年高、年年有余，还有猪肉烧黄花菜等，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餐。最后一道菜是我们最喜欢的，吃甜罐头，或是橘子罐头或是黄桃罐头等等。记得前几天忽然回忆起罐头的味道，网购了两个菠萝罐头，还是那么甜，但已然没有了过去的味道。三是正月初一可以睡个懒觉。

印象中过年还是小时候有趣、有仪式感。不知是社会变化还是年龄增大，年味越来越淡，越来越不期待，过一次年一次比一次忘得快。但是还是会经常想起小时候的过年。

董春晓（杭大同学）：让我回想起童年时对过年的同样期盼。我父母是军人，一个转业，一个在役，因此总没有人家一整个家庭的过年气氛，似乎从来就没有父亲在家一起过年的印象，剩下的记忆就是随母亲到上海的外公家过年。外公家的房子类似现在的一套排屋，上下两层，过年那几天只见外公瘦小的身躯在厨房内外跑来跑去，然后舅舅姨娘们及其家人总共大约近二十人，围坐在一张大餐桌上开始吃饭，大家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感觉那才是过年。但毕竟那是在遥远的地方，且作客必须循规蹈矩，因此过年在我童年的印象中只是一种朦胧的渴望，黄教授的文章让它成型为一个鲜明而真切的形象，读来亲切而温暖。

云亮（中大学弟）：乡村过年这事儿，如今看起来丰盛且趣味十足。大概是因为农耕社会，人们封闭在一个相对自给自足、有相当确定性的系统里，过年成为对一年生计劳作的犒赏。

我儿时住在昆明市城郊区的一个单位大院里，周边都是乡村。每逢节假日的晚上，乡村的孩子们都被大院里的露天电影吸引，想尽各种鬼主意混进来，你看，那个封闭而确定的系统只要打开一个道门缝，世道人心，都变了。

而在今天城市充满不确定性的商业社会里，过年的核心却成了社交，于是送礼、贺年、红包……这些无聊的事情挥之不去，于是我们愈发想念当年乡村的年景。

黄丽群（丽水学院）：小时候过年年味浓，孩子们盼望过年。一是有许多吃的，做豆腐、打麻糍、打年糕、做黄果……二是可穿新衣。过年父母都会为我们准备新衣裳，从头到脚，连袜子都是新的。初一一大早，奶奶给我们吃一人一颗白煮蛋，说吃了白煮蛋皮肤好跟鸡蛋一样光生（漂亮），吃完白煮蛋，赶紧的找小伙伴去显摆新衣裳。我父母是家乡那一带有名的裁缝，每年都会给我们做特别漂亮的衣裳。看您文章，想起“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泪目。

杀年猪我最害怕的就是听猪的惨叫声，您文中写的放血，褪毛，剖腹，切条我都懂，但吹气却不知是啥程序？

张定良（杭大同学）：杀猪时先吹气再褪毛，吹气是为了褪毛方便。

郭巨松（中学校友）：记得邻近三村都请洪彪师傅杀猪。据说，他临终前，眼前都是一潮潮（一群群）的猪。

顾克勇（浙江理工大学）：杀年猪影响深刻，刺激且有仪式感。杀猪需要四五个大人分工，最霸气凶煞的是执刀屠夫，在二师兄带有恐惧的哀嚎中，他先是敏捷对猪脑门一锄头，将其砸晕，失去反抗。然后利索地把二三尺长的尖刀捅进猪脖颈，猪血喷洒而出，淌在了事先放好的盆子里，一会儿猪就没了气息。农村小孩子没手机电子玩具，闲得无聊，冷风中围观半天，冻得袖着手不停地往嘴里吸鼻涕。

章丹晨（英国华威大学）：这篇散文因为美食照片而图文并茂，还因为方言元素的加入而声情并茂。在异国他乡读完，有点眼眶发红。

李颖瑜（香港中文大学）：大开眼界，又有阵阵共鸣。看来很多过年程序南北方是相似的。小时候我也非常喜欢过年，丰盛的美食、烟花爆竹、床头的新衣裳，都让人期盼无比，兴奋无比。如今这些东西变寻常了，反倒觉得儿时那种期盼与兴奋本身才是最珍贵的。

苏世天（厦门大学）：这才是年味儿啊！风俗民俗，是民俗学、人类学研究的对象。

邓弟蛟（山西师大）：我们四川这边过年是从腊月二十三开始，风俗大体和您那边相似，唯独吃年饭不一样。我父亲弟兄几个，爷爷、奶奶在时，一家一天，吃团年饭，一直吃到腊月三十。

李越深（浙江大学）：杭州一般是从廿三小年开始。

曹金燕（广东艺术研究所）：好向往呀。过年的味道藏在了老师的文字里。

彭冰冰（中大毕业生）：听长辈说，以前我们老家过年也有许多习俗，比如一条鱼要从除夕摆到十五，不过现在渐渐都淡了，只要团聚就是年。

陈晓丹（中山大学）：一股年味就扑面而来，好不活泼热闹呀！第一次见到“分岁”指过年的说法，想来是分旧年、新年之意。世事变迁给过年物事烙上时代的痕迹。旧时生活之艰辛不易虽未细说，但已在这些细节镜头里展露出来。从前孩子最喜听杀猪时的猪叫声，而我听同学说他小时不忍听，觉得太残忍了，这一喜一恶背后，想来也是不同年代农村生活的反映吧。

“大汤”烹饪技法的描写尤妙，食谱式的说明，脑子也随之浮现出这一道菜来了。如此“肉山高耸，金色镶边”却不得伸筷，可以想见它必是汇聚了每个“做人客”小孩的贪馋目光吧！眼前正是一幅耐人寻味的旧时过年画卷，谢谢老师分享！

周菁若（中大学生）：哇！您的春节和我的春节好不一样啊！城市里的春节少了好多有意思的事情，而且没有那么多的讲究，我们年夜饭就是一起吃个饺子，或者出去吃，也不是那种亲戚全都聚在一起的状态。好喜欢您的那种过年方式，那才是真正的过年！

蔡达丽（中山大学）：一个充满人间烟火的年俗场景，字字不言年味，而过年的节庆氛围充溢其中。我们说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年俗古韵，只依稀记得“年廿八，洗邋遢”这一句。

近岁年味渐淡。从禁燃鞭炮开始，小时候沉浸体验式的爆竹声没了。后工业社会充裕的物资，涮去了过年穿新衣戴新帽的翘首期盼。压岁钱是早已不拿了，团圆饭有时候也是订的。我们渐渐记不清或者无暇顾及年前的林林总总筹备活动。看着钱家山下有条不紊的节前筹备场景，骤生期待的情愫。对比自身经历，倏然明白，年味淡去，其实不惟关乎现代社会的生活、工作与休闲方式，此中最为关键的应该是一种文化的乡愁，一种不管身在何方、我心仍向往之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归属。

曾庆兰（中大学生）：年关岁尾，又读您写的过年种种，丰盛的分岁夜饭，实在是想家，想念家里妈妈做的腊肠。

原来诸暨的分岁夜饭如此丰盛，不愧是江南水乡，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一道大豆腐令我想起了有名的开水白菜而肉元压成五角星形状，是不是1949年之后才有的做法呢？

沈珍妮（中大学生）：如今腊八已很受重视，社区和附近的寺庙都会早早煮好腊八粥。分岁大菜真是令人垂涎三尺，之前也听爷爷奶奶说起，新年做客，好些菜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互相也都有默契，这些是留着撑场面的。只是到最后，诚然是不再美味了。

吴越（中大学生）：吃年夜饭，吃的不仅是食物，还是满满的情感与记忆。尤其是那桌“大汤”，看上去像座小山，隔着屏幕都看饿了对比之下，今天的过年，不免少了几许“年味”：是饭店里或外卖送来的预制菜。但老师笔下的“分岁夜饭”却勾画出了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大碗大肉，满桌子热气腾腾，还要防备小孩子偷吃，年味十足！

每次吃“年饭”，那种几代人围坐一起的感觉，是现在的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找不到的。也许，回到那个不急不躁的传统年，才是我们最怀念的春节模样。

宋睿（中山大学）：在老家有一道传统“名菜”——打猪冻。作为北方年夜饭餐桌上唯一的凉菜，制作原理我至今没有搞懂（因为不爱吃）。还有“面鱼”、腌咸菜、炸果子等等，全家齐上阵，个个都有独门绝技，可惜以上技能我一个都没学会，至今只会呈上一盘土豆炖牛肉。

儿时的记忆里，我家总是在小年之前就回老家。那会儿村里已有了过年的氛围，村口搭起小台子，敲锣打鼓唱大戏，老头老太太蹲在大道边儿上“看”车——各家能开车回来的，都是在外面混得不错的。

山东传统年俗丰富，例如有祈福平安寓意的豆面灯碗等等。但在小时候的记忆里，娱神祈祷性质的活动只剩下“供养”和“送神”了，年前年后大部分的时间都留给了人情往来和家长里短，而我大部分的时间又留给了写寒假作业——所以，那其实是一段在炕上掰着指头等除夕夜的平淡时光。

今年，奶奶因身体问题搬到了城里住，家里人打算在城里过年。说是过年，其实也只是中午晚上聚在一起吃个饭，吃过了，就算“过”了，大人们对新年并没有什么期待，就好像在准备一个稍微特殊点儿、但实际上也平平无奇的某一天而已。

我很想念乡下的老家，把这些低落的感受告诉了母亲，她听了以后，无奈地笑了笑，说：“其实妈妈这么多年都是这样过来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呀。”去问父亲，不出意外，果然也是一样的答复。

看了老师的文章，我有了不同的感悟。在从前的年代，物质条件匮乏，一整年都未必见得几次肉，年夜饭是一年中唯一一次能敞开肚皮吃饱饭的“好时候”，自然有着与众不同的意义。而现在，我们显然已不必为吃喝发愁，物质条件过饱和后，就开始追求精神上的圆满。但精神上的满足，是最难以实现的，我之所以会怀念儿时新年，也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确是“无忧无虑，无欲无求”吧！

张益嘉（广州体育学院）：信息化社会常常让我忘记人和人之间所谓“代沟”，但文章里的各种新年民俗，尤其孩童对过年的期盼和喜悦感，深感已是很遥远的过去了……现在的小孩就更不了解了吧？自己小时候多少还会盼着过年，可是现在我已经登上回家的飞机，却再没有那样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