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天已有传言，但人们仍怀希望。“大家都很难过，都以为杨先生能挺过去。我觉得是很突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10月18日中午，消息公布，103岁的物理学巨擘杨振宁在北京逝世，留下一个时代的回响。
天才陨落，备极哀荣。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官网转为黑白，关于杨振宁的回忆文章铺天盖地。有学者认为，他的逝去，使中国物理学界失去了一个精神支柱。
在我的印象里，杨振宁先生的百年人生，新一代年轻人常常无法全面了解，以至于网络上不时出现的“杨振宁到底有多了不起？”的短视频或帖子，成为流量密码。
现在，逝去仿佛成为一种重生，媒体重发采访先生的旧文，学界纷纷拾起关于先生的记忆，先生的学术精神，重新“振聋发聩”。
在这次逝去中，我们开始重新认识杨振宁。
“正常的天才”
“杨振宁先生的逝世，对我们物理学界来说，是损失了精神支撑。”10月18日下午，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马余刚对澎湃新闻说道。当天中午，他刚打开手机，满屏都是杨振宁逝世的消息，倍感沉痛，“他代表着中国老一辈科学家在前沿领域的科学水平”。
著名数学、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评价杨振宁称，“他高高地飞翔在诸多小问题构成的热带雨林之上，我们中绝大多数人在这些小问题里耗尽了一生的时光。”这番评价精准捕捉了杨振宁在理论物理学界的独特地位——他不仅解决具体问题，更重新绘制了物理学的“地图”。
杨振宁的科学贡献中，最为公众熟知的是他与李政道共同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原理，这项成果让他们在1957年荣膺诺贝尔物理学奖。然而，业界公认他最大的科学贡献是“杨-米尔斯规范场论”。1954年，杨振宁与米尔斯共同创立了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这一工作被物理学界视为20世纪后半叶理论物理的巅峰成就。
杨-米尔斯理论究竟有多重要？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曾指出，20世纪物理学的里程碑有三件事：“一是相对论（爱因斯坦），二是量子力学（狄拉克），三是规范场（杨振宁）。”这一评价将杨振宁的工作置于物理学史的巅峰序列。
“杨-米尔斯规范场论是物理学历史的幸运，还将继续为理论物理的进步提供一般性指导，是‘物理定律的定律’。”中科大上海研究院维尔切克量子中心副主任、原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施郁表示，规范场论奠定了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数学基础，为后来至少7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工作提供了理论基础。
“很多天才跟普通人的距离很远，但杨先生可以说是一个正常的天才，他在物理学上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日常生活中也很为别人着想，是一个可敬的长者。”曾在杨振宁身边工作过的施郁回忆说，杨先生的办公室墙上有一张用镜框裱起来的小报纸，上面写着“为有牺牲多壮志”，那时每周五晚上都有一个不局限在物理领域、宽泛通俗的报告会，他都会过来交流。
而在“杨-米尔斯规范场论”之外，杨振宁在统计力学领域的研究同样惊艳。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一次杨振宁学术思想研讨会上，南开大学葛墨林院士对杨振宁30岁时完成的“1/8临界指数”计算颇为感慨：“这个计算非常复杂，我的本事只能重复其中的一部分。杨先生当时只有30岁，他究竟是怎么想出来的？”
“保守的革命者”
学术圈内，杨振宁也被同行称为“保守的革命者”，施郁解释说，对于物理上的旧知识，“他并不是一定要推倒重来，一下子否定过去，而是不知不觉地、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去改变”。
施郁至今记得杨振宁对学生们的告诫：作为科研工作者，不要整天想着一下惊世骇俗，不要整天想着做大问题，还是要从小问题做起，不赶时髦、不随大流、不落俗套。
这些超乎常人的“定力”背后，是杨振宁始于战火纷飞年代的求学之路。
1922年，他出生于安徽合肥，父亲杨武之是著名数学家。1929年，他随父亲迁入清华园并度过了相对安稳的童年。1937年，日军进犯北平，杨振宁一家离开了清华园，几经辗转于次年到达昆明，那时年仅16岁的他以远超同龄人的智识考入西南联大物理学系。
他向媒体回忆西南联大称，图书馆的杂志往往要一、两年才更新，冬天教室又冷又透风，上实验课只有很少的设备可用。但师生的治学态度从未因此松懈，他一直还保留着当年量子力学课的笔记，那些历经岁月的粗纸一不小心就会撕破。
1945年，杨振宁乘船赴美公费留学，和他一同出发的留学生们被安排在最底层甲板舱，美军常对他们进行言语侮辱。近一个月的航行后，23岁的杨振宁站在甲板上，望见了纽约港上的自由女神像剪影，一切似乎触手可及。
在芝加哥大学，他师从物理学巨擘费米和“氢弹之父”泰勒。1949年，他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这里成为他学术生涯的重要舞台。1957年，35岁的杨振宁与李政道凭借“宇称不守恒定律”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诺奖得主之一。
当时，在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上，他走在得奖者最前列，获奖速度更是创下了纪录——从提出理论到获诺奖仅用一年多时间，这一纪录至今未被打破。
“桥梁”
1964年，杨振宁加入美国国籍，日后他在《父亲与我》中写道，“我知道，父亲直到临终前，对于我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直到1971年，美国护照上原注明“不能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规定被移除，杨振宁首次踏上回国之旅，成了中美冷战期间第一位访华的科学家。他后来向媒体回忆说，进入中国领空那一刻，他突感内心震荡，心跳加速。那时，邓稼先在给他的信中改写苏轼名句写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自此，杨振宁开始全力搭建中美之间的学术桥梁。1977年，他与他人共同发起成立了“全美华人促进美中邦交正常化委员会”，并在《纽约时报》刊登《致卡特总统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尽快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他还发起组织“与中国教育交流委员会”，资助了80多位中国学者到美国学习。
“杨振宁先生不仅是物理学上保守的革命者，而且在社会改良上也是一位保守的革命者，他以为中国负责的态度，以偏保守的方式，一步步推进中国向好的方向进步，向富强的方向前进。”施郁说。
2003年，81岁的杨振宁作出人生又一重要决定：由纽约全职回归清华园定居。他将住所取名为“归根居”，并写下《归根》诗：“神州新天换，故园使命重。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他把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的发展作为自己的新事业，亲自为本科生讲授《普通物理》课程。
2015年，杨振宁放弃美国国籍，并于次年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对此，他向媒体表示：“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在百岁演讲中，他再次提及邓稼先那封信中“千里共同途”的期望。“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我这以后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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