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头蜂放养既可能威胁居民安全，也会冲击本地的蜜蜂与传粉昆虫，破坏农林业生产，威胁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并最终转化为更高的公共治理成本。
近日，央视财经的一则调查再次将“虎头蜂养殖”推上舆论焦点。在多个网络平台上，“虎头蜂泡酒治病”等说法被大肆渲染，相关产品多为无生产许可、无标识的“三无酒”；一些养殖户甚至将攻击性极强的红娘虎头蜂、七里游虎头蜂直接放养在山头，蜂巢距离民居不足数十米，周边既无警示也无围挡。在四川、湖南、广西等地，记者以“采购”为名暗访发现，高危虎头蜂不仅被当作酒料售卖，更被包装成“高收益养殖项目”，培训、贩卖、扩繁形成一条完整产业链。尽管一些地方早已就虎头蜂危害发布禁养提醒，但在利益驱动下，无序养殖仍呈扩散之势，公共安全与生态安全隐患随之累积。
人们习惯把虎头蜂称为“杀人蜂”，并非夸张。虎头蜂在分类上属于公众常说的“马蜂”，但属于其中体型更大、毒性更强的“真胡蜂”类群。虎头蜂体长通常可达 3—5 厘米，远超一般马蜂，毒针更长，注入的毒液量也远高于一般马蜂。红娘虎头蜂、七里游虎头蜂等品种更是马蜂中的“顶级掠食者”，攻击性强，蜇刺一次就可能注入大量毒液。虎头蜂毒液含多种生物活性肽和蛋白，可引发严重溶血、心肌损伤、肝功能障碍，甚至短时间内诱发过敏性休克。人被蜇后会产生过敏性昏迷，如不及时救治就会因呼吸系统或肾脏系统衰竭而死亡。胡蜂在蜇人后大多会将毒刺缩回，可再次蜇人，危险性极高，曾引发很多严重的公共安全事件。
2006年，媒体曾报道陕西省安康、商洛、西安等地的一些村庄多次发生胡蜂袭击人的事件，仅安康一地胡蜂就使715人受伤，36人死亡。今年6月，云南牟定县也发生了一起7岁哥哥和2岁妹妹遭蜂群蜇数百次身亡的事件，养蜂人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立案。受害孩子父亲告诉媒体，养蜂人养了10窝马蜂，无任何警示。
更值得警惕的，在生态系统中，大型虎头蜂是昆虫界的顶级掠食者，其无序扩散对生态系统也有极强的破坏力。以亚洲黄脚胡蜂在欧洲的扩散为例，这一外来物种自 2004 年进入法国后迅速扩散，如今已波及十余个国家。研究估算，一个成熟胡蜂蜂巢在一个季节可捕食约九万只昆虫，其中包含大量蜜蜂和其他传粉者，会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据估算，法国每年因此在防治、补偿和生态损失上的成本高达三千万欧元，不得不通过立法将其列为重点治理对象。这类入侵物种造成的连锁反应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治理的典型反面案例。
在国内，高危虎头蜂在局部地区被放养和扩繁，其对本地昆虫群落与农业生态的潜在冲击同样不可忽视。在云南、湖南、贵州等地，一些地方政府已注意到红娘虎头蜂的风险，陆续发布清退或禁养要求。但从国家层面看，管理仍存在空白：虎头蜂并未纳入最新版的《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农业农村部门无法据此开展养殖许可；作为野生昆虫，它又缺乏专门的饲养规范、风险评估和行业标准，管理职责在多个部门之间长期模糊。行业整体仍处于无准入门槛、无安全要求、无技术规范的状态。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这样的监管真空极易被包装成“创业机会”，在利益驱动下，让高危物种在灰色地带快速扩张。
调查显示，市面上的“虎头蜂酒”几乎都是“三无”产品，从未有可靠医学证据证明其具有治疗功能。未经处理的毒液溶入酒精反而可能增加过敏、系统中毒等风险。科研领域虽然对胡蜂毒液中的某些肽类开展过药理探索，但这些研究都来自严格控制下的提取与结构改造，与民间将整窝虎头蜂直接泡酒的做法毫无关系。
这类灰色生意在野生动物利用中并不少见：一些人试图以“补品”“宠物”“偏方”为名，饲养、交易高危野生动物，在监管缝隙中牟利。当危险动物被资本化、产业化，其风险从来不会只停留在养殖者手中，而是会向周边不断外溢：虎头蜂放养既可能威胁居民安全，也会冲击本地的蜜蜂与传粉昆虫，破坏农林业生产，威胁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并最终转化为更高的公共治理成本。
因此，完善管控已经刻不容缓：应尽快明确虎头蜂的养殖准入门槛，完善资质审核标准、建立禁养与限制目录，严格查禁“红娘”“七里游”等高攻击性、高生态风险品种；确需饲养的，要明确警戒区设置与蜂巢管理等基础标准，杜绝放养行为；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和“三无”虎头蜂制品，同时推动生态、林草、农业等部门协作，把风险防控纳入区域生态安全治理，才能避免公共风险，让生态系统免受不必要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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